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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第2页）

马歇尔非常欣赏史迪威的决定，自然也满足了史的要求。是马歇尔有意安排？还是出于史迪威的要求？罗斯福在召见史迪威的时候马歇尔没有出席。陪同接见的除去总统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之外，还有史迪威的“国务卿”约翰。戴维斯。或许是这次总统召见所谈内容重要的缘故，他把会谈记录抄在了自己的日记上。现摘抄有关段落如下：

罗斯福：哎，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怎么想？

史迪威：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糟糕。

罗斯福：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像骡子般地坚持了四天，但没有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诸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

史迪威：我想知道这对我们对华政策有什么影响。

罗斯福：好吧。如今我们同中国已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我把这种感情的一大部分归功于传教士们。你知道，我与中国有历史渊源关系，我祖父在一八二九年时就去了那里，汕头和广州，甚至去过汉口。他同当时的每一个美国人一样怀有雄心，他成了百万富翁，回国之后他把钱投在了西部的铁路上。不出八年他失去了所有的钱。哈！哈！哈！随后，他于一八五六年又一次去了，在内战期间一直待在那里，而且再一次成了百万富翁。这一次他把钱投在了煤矿上，直到他死后两年煤矿才开始赢利。

史迪威：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提高中国的地位。

罗斯福：对，对。提高她的地位。这次大战之后他们将需要我们的巨大帮助，他们将会需要贷款。蒋夫人和大元帅眼下想要十亿美元的贷款，但我告诉他们这很难获得国会的通过。嗯，我不是一个财政专家……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

史迪威：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五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史迪威：他们也许正在找我们。

罗斯福：是的，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这话只限于我们几人之间，他们不喜欢英国人。你看，我们同英国人在那里的目的不同。譬如说，香港。我倒是有个让香港成为自由港的打算：向所有国家贸易开放——对全世界！但先让我们在那儿升起中国旗，蒋紧接着就会作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这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我直截了当地问过蒋，是否他想要印度支那，他说：“决不！”就是这么个词——“决不”。

史迪威：蒋很难对他的人民解释——盟国不愿打开缅甸。

罗斯福：是的，是的。但如果我们不投入这一行动……我们就可以把更多货物运入中国……你们可要记住，你们都是大使！哈！哈！哈！是的，先生，你们都是我的大使。

……

罗斯福的谈话虽然是高屋建瓴，却依然是有点漫无边际。对史迪威而言，他只是感到罗斯福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并产生了“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但是，关于他回到重庆后和蒋介石打交道的具体政策——也就是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是什么，他仍然未能从罗斯福的谈话中悟出几条来。行前，他只好求教于马歇尔。

马歇尔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为加速推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进展，依然要求中国在缅甸予以策应。换言之，虽然盟军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取消了，但仍旧需要中国派出X军和Y军发动缅北战役，把日军死死地拖在中国和东南亚。所以，马歇尔心情有些沉重地对史迪威说道：

“要下定决心推动蒋委员长发起缅北战役。”

马歇尔的指示精神正中史迪威的下怀。在史迪威的心目中，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是最高司令蒙巴顿建功立业的战机，而缅北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他史迪威真正的用武之地。当然，他也清楚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思想：没有英国的海军舰只在南缅登陆，他是决不肯把X军和Y军单独用于缅北战役的。为此，他有些为难地说道：

“蒋委员长不同意发起缅北战役怎么办？”

“要利用一切条件推动他！”马歇尔加重口气说，“我帮你推动他，同时，我还要说服总统推动他。”

史迪威带着这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回到了重庆，“在没有比他个性力量更大的推动力的情况下督促蒋（介石）进攻缅甸”。

蒋介石历经开罗会议，更加明确地感到英国人——尤其是英国首相不愿意或不情愿尽力帮助中国，并从中悟到了英国人如此而为的真谛：“中国一旦在战后取得亚洲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就将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威胁和损害。他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被打垮，但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战争而强大起来，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有的局面，使中国永远处在贫穷、软弱、分裂的状态中。这实际上也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有鉴于此，蒋介石认为英国人不仅在开罗会议上再三阻挠发动旨在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反攻缅甸的战役，而且在今后也会按此既定方针行事。总之，他越发地看清了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极端自私和狡猾的面貌。

蒋介石对和史迪威的关系不睦，向来视祸根在美国军界，尤其是归罪于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在开罗会议期间，针对蒋介石要求获得更多军火物资一事，马歇尔将军曾当面给以严厉反驳：“现在让我明说吧，你们在谈论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权利’，我却认为这些是美国的飞机、美国的人员、美国的物资。我不明白你们凭什么要说我们不能做这做那。”这就更加深了蒋介石对美国军界的恶感。蒋氏告别开罗的前夕，夫人宋美龄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美国军界有人主张中国“陆军应该发动政变，掌握权力”。这就必然促使蒋氏对美国军界的恶感变为理智中的防范了。也就是在偕夫人宋美龄于归途中逗留印度，视察、检阅部分驻印军队时，蒋介石立竿见影地给了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对此，郑洞国将军作了如下记述：

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达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氏却坚持要住在我的军部里。此举颇使美国人有些尴尬，也使我很为难，因为军部的营房都很简陋，实在找不到像样的房子供他们休息。正巧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内来探望我，仓促间只好将我们的卧房腾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做蒋先生夫妇的下榻处。从这桩小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蒋先生与美国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蒋介石在回到山城重庆之后，就像所有政治家那样作个积极筹划所谓的“海盗”计划的姿态，给正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看。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第二次开罗会议竟然否决了“海盗”计划。他当时的直接反应是，这是英国人的主意，但再一看电文是罗斯福发给他的，故又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美国人为什么会同意取消‘海盗’计划呢？”

蒋介石是一位讲求实力政策的政治战略家。在他处理和战时盟国的关系时，或与盟国协同作战，或向盟国索取战略物资，均视“中国战区之战略地位”而定。而“构成中国战场之战略地位，因素有二：一曰人力，二曰地形。前者指中国作战之可用兵源，后者指中国接近日敌之空军基地，然两者皆与英美全面战略有关。当英美全面战略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便高；当英美全面战略不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便落。价值高，中国之要求，能为盟邦所看重；价值落，中国之要求，便为盟邦所冷落。此乃国际政治交易之常态”。

第二次开罗会议中盟国为何会有战略变故呢？蒋介石不会相信罗斯福来电的解释，他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构成中国战场之战略地位”的因素发生了变异，也就是说，“中国战场之价值逐渐跌落”。他几经沉思与比较，又很快找到了“跌落之原因有二：一为美海军长程航空母舰之诞生，二为B—29式远程轰炸机之出世。因有长程航空母舰之武器，美国遂享有中太平洋之制空制海权；因有B—29式远程轰炸机，美国遂在中太平洋岛上取得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之便利。前者发生海军封锁日本之威力，后者发生空军摧毁日本重工业之生产，两者皆可不需大量之陆军与邻近日本之基地，于是中国人力地形对于美国全面战略之贡献，即亦骤见锐减”。

面对中国战区于美国太平洋战区之贡献骤见锐减之态势，蒋介石又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美国重视中国战场，中国对美国有求必应之原因在此；美国冷待中国战场，中国有求必驳之原因亦在此！”因此，蒋介石时下考虑的中心是：在美国同意取消“海盗”计划的前提下，如何还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军援物资。

恰在这时，史迪威回到了重庆，并向蒋介石传达了美国的意见：要中国远征军单独发动缅北战役。

蒋介石非常敏感，立刻明白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把策应太平洋战场的任务交给中国。他作为中国最高的当权者，决不会为藐视中国的大英帝国收复缅甸失地，同样，他也不会单纯地为策应美国的太平洋战场而牺牲中国将士，耗尽中国的财力。但，他又因此而获得了名正言顺地向美国索取军火物资的借口：在没有英国人参加的前提下发动缅北战役，美国就必须给中国更多的军援物资。他依据“敌变我变”的原则，相应地调整了往昔直言支援的策略，只字不提军援物资，只是断然拒绝中国远征军在缅北采取军事行动，迫使美国主动地把军援物资送到中国来。

这就必然又和史迪威发生严重的对立。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支撑中国战区要求得到十亿美元的贷款遭到了美国的拒绝。财政部长摩根索在一份“措辞坦率”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在拒绝提供贷款的同时，向中国人作详细的解释，告诉他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食品、物资、机器和军火弹药，其数量之大决定了只能由陆路和海路运进。他认为，为了打开后勤供应的大门，中国人自己应该投入战斗”。

蒋介石把美国断然拒绝十亿美元贷款的举动，依然归结为中国战区之战略地位的下降。或许是他因此对用拒绝发动缅北战役的策略制约美国能否有效没有把握——说不定会把中美关系搞得更复杂化，他的脾气也随之变得喜怒无常起来。不知其故的史迪威被弄得有点莫名其妙，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典礼。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被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史迪威在玩弄权谋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认为自己无法劝说蒋介石赞同发动缅北战役，主要原因是美国——实质是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无法降伏蒋介石，从而使美国在这场比赛中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写了如下这段检讨——或曰为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开了一个药方：

“我们对于这一比赛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有竞赛的本能，我们希望在半途中与人相会，握手相庆。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对骗子们有着极大的**力。我们总是忘掉过去的经历，天真地希望下一次事情的结果会好一些。在实际情况下，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除非我们准备好了与所有来者分享我们的财富。略多一点现实主义便是我们需要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