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已将委员长来电与我商量,并谓中国为独立之国家,委员长为中国元首,既认为史迪威人地不宜,自应另选人员继任,唯尚须与马歇尔商酌再复。”
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决不给罗斯福总统以反悔之机,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把解除史迪威将军职务的缘起如实报告,并获得国民党中央一致通过。旋即,又把中央常委会的决议照会赫尔利,并请代转罗斯福总统。
这时,盛怒之下的马歇尔将军愤然扬言:“如果史迪威被调,我将不再令美国将领统帅中国军队,或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罗斯福作为一国元首却不能感情用事,他既然决计调离史迪威,就须以平等的地位与蒋介石洽商善后,遂于十月六日给蒋介石发去如下这则电文:
九月二十五日尊信业经审慎考虑,予对阁下改变八月十二日接受史迪威将军统帅中国所有军队之决定,深表惊异与遗憾!自从上次建议之后,中国大陆情势已如此恶化,使予感觉目下美国政府不应再冒遣派美国军官统帅贵国全部陆军之责任,但为维持具有巩固贵政府极大重要性之中印空运,使其保有适当安定之态势起见,史迪威将军仍有使其在阁下直辖之下,统帅中国在缅一切军队及中国所有云南军队之需要,请阁下对于上述军队之缺额与物资迅加补充,否则今后中印间之空运,势将受到日敌之扰害。
予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
在目前情形之下,予仍令陈纳德将军指挥第十四航空队,赫尔利将军继续为予与阁下间之军事私人代表。索尔登将军负责指挥中印空运吨位事务;至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之训练事务,则仍交史迪威管理。而美军与华军之供应事宜,则予当派专人来华办理,此人当亦可为阁下之顾问。予望上述建议能为阁下所接受,并迅电复。史迪威如调离缅甸战场,其结果之严重,恐将过于阁下意料之外。
罗斯福
“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蒋介石本着这两句古训行事,决计连罗斯福总统商请不要把史迪威调离缅甸战场的面子也不给,遂给罗斯福发了如下这则措辞强硬的电文:
罗斯福总统阁下:
十月六日接读尊电,无任感慨!阁下所提关于中国全线军队或缅甸与云南局部军队,由予委任美国将领统帅指挥以及其各种建议,予固无不乐于接受,但其人选务须能与中国诚恳合作,而得予之信任者,此为必不可少之条件。
九月二十五日之备忘录中予未详述,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之条件,故予不能再授伊以统帅指挥之权,此点望阁下谅解。
自予立场而言,受予指挥之将领必须得予之信任,及能与予合作,故予之主张前后一致,未尝改变。予今一本初衷,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代替,予深知阁下必能推行此旨,无所阻碍,因阁下与予之主张,固完全一致。
阁下对华之友谊及援助之热忱,予尤为感激,但予对国家负有非常之责任,不能明知故犯,将对于国家重大之职责,委诸不堪胜任之将领……鉴于战局重要,盼阁下早日决定。
蒋介石十月九日
至此,蒋介石认为“驱史”大局已定。他为了显示自己大国元首之风度,又命人草拟一长篇备忘录,将史迪威来华功过一一叙过,并请赫尔利代转罗斯福总统。
赫尔利被美国的史学家讥评说:“他当年曾断送了不少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而今,他认为自己再度青云直上的时机到了,决计踩着史迪威的肩膀向上攀登。为此,他给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这则有关史迪威去留问题的电文:
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性格,恰不相容,又失去共信之基础……蒋委员长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委员长则谋屈服,史迪威之误,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带装备陋劣之军队与日本鏖战七年之人物,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总统来电谓:“中国情形如此严重,美国不愿再负统带中国军队之责任。”窃未敢苟同,盖正唯中国情形严重,美国便更应担起责任也。
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国不能维持其对日作战之力量,历史上判决,恐不能予我总统以同情。……
史迪威非能担任中国统帅之人,他不但不能与蒋委员长合作,且与其所统带之军队干部,亦多不和,其指挥部更时涉及国际性之纠纷。史迪威是一员战将,马歇尔如任他为战将,当能胜任愉快,但透过史迪威维持中国作战则办不到,兹敬谨建议:请另派与委员长能够同心协力之美籍年轻将领来统帅中国陆空军。
赫尔利十月十三日
罗斯福总统阅此文,遂于十月十五日签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
史迪威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从马歇尔将军抢先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木已成舟,是日中午接到正式调回命令,命令中并“饬其对外勿作声明,四十八小时内离渝,行踪保密”。
史迪威作为主角在华演出的悲剧就要落幕了。读者都会猜想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想法。他一如既往,从不掩饰内心的活动,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可作为读者品评史迪威人格的依据:
一、全能的当局出于足够充分的理由,决定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因为我在当今中国政府那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唯一的理由。
麻烦主要是姿态问题。我尽力用双脚站着而不是用双膝跪着。我认为跪姿不适于美国人。由于提升是为了使我具有相应的军衔从而得到一个未能实现的职位,我要求降低我的永久性级别,派我去指挥一个师进行战斗。
二、全能的当局已经宣布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原因是蒋介石和我之间发展起来的分歧、不和。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非个人性的官方关系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在许多战略战术问题上常有不同意见,但只要作出了决定,我总是尽力贯彻执行。我在中国的使命是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协议,即中国提供人力,我们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
史迪威这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家就这样被政治家牺牲掉了!但是,他仍以倔强的个性向政治家们作最后的挑战。他命令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根据在延安写的颇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政府同共产党建立关系……虽然他自己已不在其位,但他时时刻刻总是想着尚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四个日军师团。他认为,必须组织共产党对日军采取行动。毫无疑问,他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友好态度”。然而史迪威至死也不曾想到,谢伟思此次华盛顿之行导致了其终身的悲剧,使这位热爱中国的外交官在麦卡锡时代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此乃后话。
史迪威不愧为典型的军人,当他猜测到罗斯福为第四次竞选总统而担心共和党利用此事攻击民主党,因而限他四十八个小时内秘密离开重庆,他依然能控制住满腹的悲愤服从命令——尽管他自己就是共和党人。在离别前夕的紧张时刻里,他向有关人员致函告别,“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陈纳德,为他的军功战绩和深得中国人民的敬慕而感到骄傲”。他还函告在延安的朱德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接着,他又专程赶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住处话别,“她哭了,很苦恼。她希望能去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说明真相”。他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孙夫人,驱车又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令他吃惊的是,高斯大使业已感到十分厌倦,决心在此届总统任职期满后辞职还乡。
对此,史迪威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用了类似以牙还牙的办法处置:他通过类似级别的一名美国军官拒绝了这一勋章。作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这样级别的美国军官认为接受任何外国的勋章都是不明智的”。接着,他驱车赶到委员长官邸,强压着怒火——自然也丝毫没有失败者的低三下四,主动地向蒋介石作了一次道别拜会。
蒋介石胜利了,却故意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事后史迪威如此写道:“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希望我与他通信,继续做中国的好朋友”,等等。
史迪威不会演这种角色,直率地作了回答——“无论他对我怎样看待,请他记住我的动机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最后,他说了那句老话:“最后胜利。”
蒋氏是个假戏真做的高手,他破例地把史迪威送到了门口。
史迪威就这样告别了中国,直接飞到缅北密支那前线,向那些亲切喊他“乔大叔”的中国士兵道别。是上帝有意安排?还是人世间的巧合?他又见到了第一次去缅甸时认识的王参谋,二人相见,不胜唏嘘。他留给中国远征军最后的几句话是:
“日寇未灭,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要加强训练和战备,要时时居于不可战胜的状态才好。”
十月二十七日黎明,史迪威坐的飞机离开机场。八点,他在飞机上“最后看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感到惜别之情越来越浓,而时时令他厌恶的政治角逐味道却越来越淡。这时——也只有这时,他这位十足的军人才会对战争,对人生产生这样的感悟: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广阔的范围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当它与不满联系在一起时。当总的结果是成功时,谁会留意一个不满者的抱怨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辜负他的祖国,如果他能够安享人生,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再去要求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