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尔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写到,拉萨政府认为派我来是探测他们的地方。这样,英国的野心很可能推动侵略,而英国人的武器之精良将得以成功!
拉萨方面显然十分清楚波格尔此行的目的,所以当波格尔向班禅提出想去拉萨时,遭到了来自拉萨方面的断然拒绝。波格尔又试探着提出与班禅的辖区建立通商关系,又一次被拒绝。波格尔沮丧地说:“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在所有路上阻止我前进的绊脚石。”
1775年4月,波格尔一行离开了西藏。临行前,六世班禅交给他一封致哈斯汀斯的信,郑重声明: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
1779年,东印度公司的上层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搜集有关从印度有没有可能去西藏,从而达到同中国西部地区通商的设想。之后第一任英国印度总督哈斯汀斯第二次派波格尔去西藏。
临行时哈斯汀斯指示波格尔,探察队必须查明拉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大片土地和交通情况,以及孟加拉到拉萨、拉萨至附近各地区的道路和居民情况,并设法缔结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商约,争取在拉萨设立英国商务代表机构。
波格尔一行,在亚东河谷进行秘密探测,测绘地图,寻找捷径。波格尔带回的情报,使东印度公司了解到,在西藏南部边境的几条峡谷中,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仍然畅通着。在这些峡谷中,亚东峡谷是最早被英国人盯上的通往西藏的通道。它也是茶马古道通向锡金西藏境内的最后一段。
在这次艰难旅途结束后的第5年,34岁的波格尔因心脏病,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去世。在印度的一处墓地里,埋葬着英国第一个进入西藏的官员。
1783年,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出现的经济危机,哈斯汀斯派遣忒涅和桑德斯沿着波格尔的老路,再次潜入西藏。忒涅在扎什伦布寺住了3个月,企图签订商约的事,依然毫无结果。忒涅的报告中还特别呈报说:“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是阻碍通商的根本原因。”
波格尔和忒涅的前后两次入藏探查尽管失败了,但他们获得了大量有关西藏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情报,这就更加刺激了英国殖民者的侵藏野心。
为了连接这条古老的通道,英国加紧在印度修建铁路,到19世纪80年代,铁路已经修到了英国在锡金的租界大吉岭,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到西藏边界只需几天时间。
英国商人最感兴趣的是西藏的羊毛。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期望通过东印度公司购买到西藏的羊毛。而当时东印度公司却只能在尼泊尔、不丹等国家进行羊毛交易。
西藏,这一西方人几乎未能涉足的地区,一直引诱着探险者的目光。从哈斯汀斯开始,历任英印总督都利用这种**,用金钱收买探险者为他们提供情报。
给英国提供重要情报的是被称作“班智达”的人。西藏周边国家的,主要是印度的土著居民,在英国设在印度的秘密间谍机构受训后,“班智达”被派往西藏,他们化装成去西藏的朝圣者或是僧人,用伪装的工具进行测绘。
那时,在英国官方的地图上,西藏部分几乎是一片空白。一次次的测量结果,渐渐完善了他们手中唯一的康熙年间的西藏地图。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便是这三个缓冲区之一。
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就成为必然,还有通往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挑起侵藏战争是英国的既定目标。
英殖民帝国侵略西藏是从侵略锡金开始的。1830年英殖民当局以调解锡尼关系为名,实际控制了藏印交通要道,为英军殖民锡金,并进一步入侵西藏奠定了基础。
1835年,英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向锡金租得大吉岭,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以此为跳板觊觎西藏。
英国对大吉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设计了一种铁皮房子,即房子以木材为主体,屋顶盖上“人”字形的铁皮,并设有走廊楼阁,方便晾晒衣物。
这种房子防水、防潮,保暖、通风,因而很快在当地流行起来。后来在亚东,出现了这种建筑。
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印度就成为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英殖民当局趁机进兵锡金,尔后进攻不丹,不仅占领了锡金大吉岭和不丹噶伦堡等大片土地,并强迫尼泊尔签约,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
英国在锡金、不丹等地捞到好处后不久,英国就开始逼迫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属印度通商,在遭到西藏地方政府严词拒绝后,英国随即以锡金为跳板,像以往一样,企图用武力征服西藏。他们不仅在锡金境内大肆筑路架桥,并擅自越过当时藏锡边界所在地日纳,进到西藏境内的龙土山窥探。
1865年,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派人乔装打扮潜入西藏,秘密绘制地图。虎视眈眈的英军已经距西藏咫尺之遥。沙俄此时正在为实现南下印度洋战略积极活动,侵略矛头也直指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沙俄的举动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构成了一定威胁。
英国由于经济危机,开始感到囊中羞涩。鼓噪:“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市场在等待着我们。”
很久以来,与中国毗邻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先后与中国封建王朝结成宗藩关系,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一直向藩属国提供着强有力的军事保障,那些藩属国自然形成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道防线。
从19世纪开始,西藏周边的国家烽烟四起。英属印度连连发动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这些中国的宗藩成员国,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军事支援上。但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已无力向藩属国提供军事援助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关系开始破裂。
到了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在战略上已形成对西藏的包围态势。西藏地方政府在承受着外来威胁的同时,对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感到失望,但他们仍坚决地抵制着外国人进入西藏。
1874年(同治十三年)6月,英国以考察云南地区的商贸情况为由,派遣上校柏朗带领当时在印度的一支由190余人的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途经缅甸自陆路进入中国云南,为通商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解决勘探队的语言交流问题,威妥玛在征得总理衙门准许的情况下,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交界处迎候。
马嘉理从同治十三年6月开始动身由上海出发,途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12月初十到达缅甸新街,与柏朗会合。
在为柏朗颁发“游历”护照时,总理衙门一方面曾婉言劝告柏朗:边境地区不安全,尽量不要前往,但柏朗一行人不听。总理衙门又要求沿途各省及云南督抚妥为照料。因此,马嘉理在进入云南后受到当地官员的周到款待和关照,十分顺利地出境。而马嘉理并未将自己的返程时间、路线预先知会中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