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祠下厅房正门,有“清代字妖”——包弼臣,竖写的“张氏宗祠”4个大字,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书赠的“宏我汉京”的匾额。这两张匾额足以衬托出张家祠的超凡气度。
横排并列悬挂几十块张氏子孙,各代中举的文魁“优进士”等匾额。后来梁思成先生在考察张家祠时,为这样精湛罕见的建筑艺术而赞叹,曾将这里的百鹤窗、文昌宫、奎星阁、禹王庙九龙碑并称为“李庄四绝”。
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倡议创建的。蔡先生亲自兼任第一任院长。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人文馆”,即南京博物院大殿。
当时通过收购、拨交、发掘,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珍品,约30万件,其中包括有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人明皇幸蜀图》;铜器中有毛公鼎、后母戊鼎等稀世国宝。
1934年7月,教育部改聘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继任。李济上任后,着手进行博物院主体建筑的兴建,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委员有张道藩、傅汝霖、傅斯年、丁文江、李书华、梁思成、雷震、李济。
抗战期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所属的文物,于1937年底迁离南京,后将文物分三路转移到西南各处,经过数处转辗,最终于1940年底转移到宜宾李庄。
中央博物院历经数次艰辛,最后把3000多箱国宝级珍贵文物转运李庄,放置在张家祠内保存了整整6年,到他们撤离时一件也未丢失。
中央研究院所属科研机构安置在板栗坳
该院是当时中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并列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等五大院。当时设有19个研究所,涉及人文学科、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经济、社会、法律等学科,全都迁驻李庄。
史语所住在板栗坳。这里又叫栗峰书院,离李庄镇有八里路程。
史语所几经辗转迁至昆明、饱经忧患、一路领受了颠沛之苦,历经五六轮迁徙,终于迁到了李庄,从此结束了无休止的颠沛流离日子。
史语所搬迁到板栗坳,带来了中文书籍130000多册,西文书10000多册,中外杂志20000册。是中国抗战期间,最多的图书馆,更是一座精神的粮仓,中国文化的智慧宝库。
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如营造学社等科研机构,他们一路跟随史语“大西迁”,最终落脚李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这里的图书,除了供史语所同人阅读之外,在李庄的各科研机构、团体单位,都可以到这里借阅,研究参考。
史语所是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责成傅斯年等人负责筹建的。刚成立时设在广州,傅斯年任所长。一年后搬迁到北平,所址选住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之后,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
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西北考古,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
板栗坳是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这座栗峰书院十分优美,内有浮雕石刻,瓦当有精美做工;彩绘的麒麟、蝙蝠、喜鹊等寓意福禄寿喜,也是民间中宝贵的审美文化。
板栗坳是张氏家族聚居的宝地。这里是从明代晚年到清代初期,张家几辈人陆续建成的大宅院。它有7个院落,有老屋、柴门口、桂花院、茶花院、牌坊头、戏楼院及新房子。
据说,当年张家先祖,在这座犀牛山山坳的背脊上置房造田,曾请阴阳先生看过风水。这里呈众星拱山之势,是一块发迹的风水宝地。阴阳先生风水看得太准,张家连连出了大官,却折损了阴阳先生的精气神而瞎了双眼。
那位阴阳先生的徒弟心存疑虑,怕影响到他的后路,就找到张家人说:“如张家要惠及子孙后代,代代发迹,人丁兴盛,高官厚禄,还需要在这座大宅院的四周,挖四口水井,才能保留风水不会流走。”
张家人听了这位阴阳先生的话,觉得说得有理,付了阴阳先生的“红包”后,就在大院的四周,动土挖出了四口水井。哪知这是一个阴谋诡计,遭了阴阳的暗算。四口水井挖好后,犀牛的四只脚就踩陷在井里,再以爬不起来。从此,张家也就像犀牛一样,踏井落陷,一蹶不振。
牌坊头是板栗坳的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居住。
董作宾带来的第一批人,住在第一院内。史语所是这里的第一大所,住的院子最大。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而后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分存第三院。
在院子的左边,由史语所技工魏善臣开设了一个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学习的日用品;还在院子里办起职工伙食堂,那些没有家属的教授、学生平时就在食堂用餐。
考古组住在戏楼院。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阴挡雨。
据说梁思永等人到了板栗坳时,觉得这里有些偏僻,生活等各方面不太方便,想在李庄镇内找—个条件好的地方居住。
罗南陔年轻时读过梁启超的不少著作,对作者犀利的思想和丰沛文辞非常佩服,当他得知梁思永是梁启超的儿子时,就主动去邀请梁一家人,到自己羊街8号院的家里居住。
罗南陔一天专程到板栗坳找到梁思永,诚恳地对梁说:“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的住房腾出一半,已打扫干净,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看看,可否满意?”
梁思永跟随罗南陔来到羊街8号院,这是一座三进院落,一进是个大坝子,种有高大的杨柳和上百盆各品种兰花,花香扑鼻,其中最为名贵的素心兰,白得像玉—样。他看了之后,十分满意,随即梁思永一家人就搬到罗南陔家居住。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类体质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也住在板栗坳。
为了保护转移到板栗坳的国宝文物、文史资料、大量图书。因此,驻军还派驻了一个连的兵力,驻扎于此,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社科所只好分租两处,一处在石崖湾,一处在门官田,距镇上有四五里,两地也相隔几里路。
逯钦立是第一批从昆明搬迁到李庄的。之前,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上大学。到了李庄后,他就给身在重庆的恩师傅斯年写信:
我们抵达李庄后,承李庄的绅士,代所长董作宾等先生的照顾,食宿等问题,均已得到基本解决。川南的李庄,气候近已凉爽,我们的学习工作,已经正常进行了。得知恩师将来李庄,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学生研读急需使用,盼请届时把此种书邮寄而来,赐借学生,不胜感激。
这时,北大毕业生李孝定也收到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入学通知。他就到重庆拜见傅斯年。傅先生听李说明来由之后,笑着对李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现在已经搬到四川李庄。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校本部,如果你愿意自修,就去李庄的史语所,那里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李孝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板栗坳史语所借读。
史语所搬迁到板栗坳时,傅斯年当时身在重庆,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后来他辞去此职后,才来到李庄。
1942年的一天,傅斯年从重庆来到李庄水码头时,罗南陔、董作宾等人,亲自到码头迎接傅所长——这位敢与蒋某人“单枪匹马——同桌对饮”的伟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