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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大撤离（第2页）

正在这个时日，又从重庆传来消息，有说傅斯年要留在北京，担任民国教育部长，可能不回史语所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板栗坳有人欢喜有人忧。董代所长就很忧虑。所里工作千头万绪，离别准备更是感到身上责任重大，经常日忙所干，夜思不能入眠。

而在板栗坳史所里的少数年轻人，他们却有人欢喜，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傅所长在板栗坳时，他们既敬重傅斯年，但又怕傅斯年。傅斯年对他们平时管理严格，要求他们做事、做学问精益求精。如有达不到傅所长的要求，他们就会挨批。

在史语所的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自从抗战爆发后，离开故土已经几年了，还没有回过家。现在把日本鬼子打回去了，有的人就趁傅所长不在李庄时，抓住这个机会，向董代所长提出申请，要求回乡探亲。

一张又一张请假条，摆在董代所长的办公桌上。同事们要求请假回家的理由，他无法拒绝，只能拿笔签字，放他们回家探亲。

有的人一旦离开了李庄，像长江里的鱼儿一样，顺江而下，没有力气游回上水……

董作宾虽然能掌控板栗坳的工作，但那些放回长江的鱼儿，他实在没有办法和能力，把他们从外面一一召唤回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只能提笔给傅斯年写信，把所里的情况，一一向傅作了汇报。

傅斯年收到董作宾的情况报告后，他在繁忙中抽身回到李庄。一到板栗坳，他就写了一条“传言斯年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标语，贴到了牌坊头的大门边。

史语所的人看到了傅斯年的决心，心才安定下来。而那些离开李庄至今未归的人，在傅所长的“决心”召唤下，也不顾一切“阻力”，游回了李庄。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流寓李庄的“下江人”，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东归还乡的日子。

同济来李庄6年，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发展。

1945年，在同济大学原有的理、工、医三个学院外，新增设了法学院，在校人数达到2400多人，较1940年搬迁来时，已翻了3倍。

在李庄时期，同济大学医学院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后在宜宾又建立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等。

在同济大学撤回上海时，此时担任校长的是徐诵明先生。他于1944年7月，受命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徐校长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温文儒雅，平和淡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在徐校长任职期间，李庄的生活清苦，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学校财务非常困难。但徐校长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坚持勤俭办学，使学校教学规模和设施、科研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特殊年代的李庄得到了长足发展。

徐校长知人善任，广招人才。除聘任传统的留德人员任教外，也开始聘请薛愚等留学英、美人员任教，并选派妇产科胡志远教授、机械系张景贤等教师赴美留学。

同济大学就要离开李庄，迁回上海了。他们在这里演绎了学者的风范，耕耘培植了科学苗圃，付出了心血，有的还付出了生命。如波兰人魏特教授，于1945年初，因生病撒手西归，把生命交给了同济大学，把师魂永远留在了李庄。

徐诵明校长在撤走李庄之前，他带着几位校领导、教授和学生，专门到去李庄附近一个叫天井山的豆芽湾地方，去拜奠安葬在那里的异国师魂魏特教授。

那天，李庄留芬馆子的魏老板知道这个消息。他也跟着徐校长他们一起上山。温老板特意备上李庄白肉、红烧蹄髈、炒猪肝等几个魏特教授生前爱吃的留芬名菜、一壶爱喝的李庄白酒，来到魏特朋友的坟头前，将各色祭品一字排开后，用中国人的悼念方式，祭奠这位在九泉之下的外国朋友。

徐校长等到人，站立在魏特教授的坟墓前，首先默哀了3分钟。然后，徐校长就代表同济大学师生，向这位永远留在李庄的教授倾诉：“魏特教授，我们同济大学就要离开李庄，撤回上海了，可你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请你安息吧。你生前一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个愿望你已经实现了，你已长眠这里，安息吧。”

魏特教授长眠在这个山坡上。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保佑同济大学创造了辉煌，目睹了李庄变迁发展的梦想……

在离开李庄之前的那些日子，同济大学的学生们，追寻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足迹，到一些曾经游玩过的地方寻觅美好的记忆，去那些帮助过他们的邻居握手道别，与当地的青年朋友话别未来。

那些天，在李庄的大街小巷，江边田野，农家小院，举目可见“下江人”来去匆匆的身影，四处听见难以忘怀的心曲。

鸿雁春去秋来，转眼六个轮回。离开的日子近了，他们就要走了，真的留恋这方山水滋养了他们，真的念想这里老百姓对他们的恩惠。

几千名师生撤离李庄，东迁回归，这是一件何等的不容易啊。在那些日子里，徐校长组织同济大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分期分批安排师生，撤回了上海。

据说，当时同济大学的老师和女生乘船而下，而男生则发放路费，让他们自行安排，有的三五结队，徒步走回上海。

1940年，同济大学流遇李庄，安家6年，于1946年全部迁回上海。在历史的长河中，6年只是飞驰的一瞬，而对于动**中的中国教育和学术科研、对于一所大学的非常命运，却是多么珍贵的时间节点。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走时，那些学者们，为了感谢以罗南陔为首的李庄绅士们、众乡亲，特别是张氏家人，在国难当头收留他们的情怀，决定刻下一块石碑，道出他们的心声，永世纪念“绅对士”在那个特殊年代庇护的衷心报答：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借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佥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懿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碑文撰好后，由董作宾亲自下山到李庄，把时任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李庄区长张官周、李庄镇长杨惠君等人请上板栗坳，向他们当面进行宣读。而且，他们还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以示表达感激敬意之情。

随后，史语所在板栗坳，立起了一块青砂石碑。碑额是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写的“山高水长”；碑文由陈槃撰，劳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