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途中遭遇风暴,在海上漂流了三十四天才到达今福建一带。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正当空海兴高采烈背起书包准备到长安报到时,同行的遣唐使告诉空海,因他资历尚浅,未被列入去长安的名单,只能滞留福州开元寺。
年轻的空海不甘心,急中生智,疾书一封《与福建观察使入京启》,直呈福建观察使阎济美。阎济美从信中看出空海求知若渴的心情,也得知他确实是个人才,才破格允许其前往长安。
空海到长安后,留学于青龙寺,遍访长安高僧,成为中日佛学交流的一段佳话。他圆寂时,日本嵯峨天皇亲自为他作悼亡诗《哭海上人》,以寄哀思。
与空海同期入唐的书法家,号称日本“三笔”之一的橘逸势,就没那么走运了。
橘逸势有个姐妹后来成为嵯峨天皇的皇后。照理说,皇亲国戚入唐留学应该备受优待,可大唐对待留学生一视同仁,不会给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开后门。
橘逸势的汉语水平太差,没资格入国子监学习。年仅二十岁的他原本计划在唐学习二十年,但仅仅过去一年多,他还没来得及补习中国话,就花光了从日本带来的生活费,只好请求回国。
申请书还是请空海代笔的,其中写道“然今山川隔两乡之舌,未遑游槐林”。
橘逸势同学也没有荒废这一年多的时光,而是借此机会拜访当地名家,“且温且习,兼学琴书”。长安文人管他叫“橘秀才”,据说他还曾向柳宗元请教过书法,柳宗元“长于章草,为时所宝”,可惜他的诗中并没提及这位日本友人。
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只有学问僧圆载一开始就顺利地获准到天台山求法,其余如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劝退。
来大唐,做我的学生可以,你要有足够的诚意,也要有合格的实力,不好好学,当心被遣返。这,就是大唐的自信。
05
与唐朝对留学生的严格管理相比,“拒收”现象只能算是小儿科。
唐代,留学生主要由鸿胪寺负责安排具体事宜,合格者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
国子监有两处,一处设在长安,称为西监;另一处设在东都洛阳,称东监。孔颖达、贺知章、韩愈等唐代大家都曾是国子监的老师。
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留学生在国子监所学的课程中,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等科目与唐朝学生相同,都是儒家经典,必修课为《论语》《孝经》。
唐朝主张“华夷一家”,在生活上对留学生予以优待,免费提供衣粮住宿,并有医疗保障、返程粮食补助。
但是,留学生无法享有特权,衣食住行方面和唐朝学子是同等待遇,正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留学生购书和其他费用主要由生源国负责(“买书银贷则本国支给”),或者学生自掏腰包。尽管唐朝有钱,也不会出手相助,给你发助学金。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的窘迫,唐朝给外国学生的资助更是少得可怜。
空海为橘逸势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中就说:“(唐朝)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脩、读书之用。”橘逸势同学就是把日本发的生活费花光了,汉语又没学好,才被迫回家,尽管他是天皇的小舅子。
《延喜式》记载,遣唐使出发前,日本会为全体成员赏赐物品,其中“留学生给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这些物品,一部分是生活所需,一部分是为了行束脩之礼。
《唐会要》载:“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酺。”
所谓束脩,是指学生入学前奉赠先生的礼物,作为拜师之礼。上自皇子皇孙,下至黎民百姓,都要行束脩之礼,留学生也不能例外,这是尊师重教的一种表现。
06
留学生想在唐朝人眼皮子底下干什么不正经的事,更是白日做梦。
《唐六典》载,国子监各学最长修业年限为九年,律学为六年,凡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结业者,则“举而免之”。
在国子监的九年间,留学生如果未能完成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赌博、吵架、辱骂师长等过错,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全部会被勒令退学。
《唐会要》载,仅太和九年(835年)一年间,就有七名新罗留学生受到处分,被遣送回国,当时新罗的留学生名额有时尚不到十人,可见此次处罚手段之严厉。唐文宗开成年间,渤海国的留学生也曾被退回十人。
留学生如果不专注于学业,极有可能空手而回。
唐朝对留学生的课余活动也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免其危害大唐百姓。
《唐律疏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意思是说,留学生在大唐犯罪伤人,若双方是同一国籍,可以依生源国的法律论处;若涉及不同国籍,就全部以唐朝法律处置,绝不留情。
因此,留学生入唐,一定要同时遵守唐朝与生源国的法律,不可肆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