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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代学霸的日常内卷和一群省状元在一起考试（第3页）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

他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他当场就不高兴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重头再来，又一次考中。

章惇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二十三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会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弟弟苏辙，被贬为了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以度日的，不过是几亩薄田、几壶浊酒。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诗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06

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打击新党，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党攻击，其中还包括苏辙写的论状。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后来又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党进行报复，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章惇又将苏轼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六十，去了，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诠释了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而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众所周知，赵佶即位称帝，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五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经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章援担心，一旦苏轼被起用，会报复章家，因此惴惴不安地与苏轼通信，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

苏轼当即表态：“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当初，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如今，苏轼不仅没有怨恨章惇，反而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友人的关爱。在乌烟瘴气的朝廷，有这样的博大胸襟真是难能可贵，与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鲜明对照。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与章惇的和解，六十四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官爵是陛下的赏赐，宰相哪来的权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与蔡京争辩，没想到越说越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