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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代学霸的日常内卷和一群省状元在一起考试（第2页）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

不过，在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即程颢和程颐。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

嘉祐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他和二程算亲戚关系，是二程的表叔，叔侄关系很不错。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为后人留下了万古流芳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被曲解了。

04

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到哲宗在位时（1085—1100年）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政治改革中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党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党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下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十一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在王安石看来，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却在内斗。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熙宁三年（1070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募役法。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由此和曾布结怨。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而所谓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曾布不得要领，指派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打压曾布，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

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党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瞬间自我膨胀，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

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儿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王安石很生气，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05

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就极具代表性。

章惇是苏轼多年的好友，二人感情深厚。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章惇却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