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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记 浮生记奇（第3页）

鸦片让中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和近代百年的屈辱，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来到中国的西医，却始终没有忘记医学的本质，将社会的医疗保健视为第一责任。

鸦片战争后，流毒还在中国弥漫，中外西医师致力于帮助中国百姓戒烟，在各地设立鸦片治疗所，寻求根治鸦片烟瘾的方法。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在华传教医师掀起一场“鸦片烟之罪”的讨论，英籍医生向英国政府提出中止鸦片贸易的建议，并就鸦片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害进行讨论，从生理、病理和药物学等角度痛斥鸦片贸易的毒害。

英籍传教医师德贞深入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论文《论使用鸦片的危害》，他指出：“近代中国人吸鸦片，是欧洲人为了与印度、马六甲及中国进行贸易，而将鸦片作为药物介绍到中国，它导致了吸烟罪恶的扩散……但这一责任是在英国，毋庸置疑，我们是有责任的。”

后来，德贞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双旗杆医院，即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

1846年，容闳、黄宽等中国少年成为近代第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活跃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与他同时出国的黄宽却鲜为人知，甚至几无著述遗世，二人境遇截然不同。

实际上，这与二人学习的专业不无关系。容闳学的是法律，而黄宽是一名精通病理学和解剖学的医学博士，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

留学十三年后，黄宽回到中国，以精湛的医术服务国人。容闳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曾说：“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作为第一位全面掌握西医学科的中国人，黄宽倾尽全力于医疗事业，开设诊所，建设医院，沉浸于繁忙的诊疗、教学和研究之中，在广州、天津等地留下足迹，终日默默无闻。

经过长年累月的工作，黄宽积劳成疾，颈项患有痈疽。

一个孕妇难产，请黄宽出急诊，家人再三劝阻，让他为自己身体着想，黄宽却坚持出诊。他对家人说：“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

孕妇产后平安，黄宽回家后项疽恶化，不久就病故了，年仅四十九岁。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尽管中国医学的先驱黄宽被历史遗忘了，但近代医学的精神却从此不断流传，直至今日。

据统计，1859年中国仅有西医师二十八人，到1876年，已有教会医院六所、诊所二十四所。1897年有教会医院五十所，到1905年更是发展到有教会医院一百六十六所、诊所二百四十一所、医师三百零一人，分布全国二十余省。

06

1879年，李鸿章的夫人患病，他遍访天津名医，请来十七个医生，都毫无把握，不能对症下药，导致夫人病情加重。

李鸿章一度以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这时，美国驻津副领事建议李鸿章请西医诊治，于是他请来了当地一个英国医生。

这个英国医生“只先用犀利银刀，就夫人臂上剔皮挖肉，穴一小孔，视种洋豆略为深钜，穴上插一玻璃管，灌以药水，水性下注如泉，未几已挟髓沦肌，药性由外达内”。

之后，医生为她开药方，“用西国平肝散气之剂，药水每用不过一两匙，药末不过一刀圭三两”。经过治疗，李夫人转危为安，一天后饮食如常，身体迅速康复。整个过程其实一点儿都不复杂，就是现在西医常见的治疗方式，只不过中西医各有所长，这名医生找对了诊治李夫人的方法。

李鸿章信任西医，可当1894年，一个学医的青年向其提出救国之法时，他却视而不见。

这名青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遗憾的是，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忙于军务，并没有时间接见这个小医生。这个青年医生此后走上了另一条救国之路，他就是孙中山。

1886年，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西医，后来还曾在澳门开设医馆。在1893年7月的《镜海丛报》上，还曾刊载有孙中山行医的六个病例，可见他也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一个叫武泌的牙患病人，四处求医皆无果，经过孙中山医治后药到病除，且孙医生还不收费用，拒受礼物，可谓医德高尚。这位患者为了报恩，就在广州《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启事：

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耳。

如此看来，孙中山就是不干革命，当医生也是个好医生，真离不开那条定律：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