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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海盗简史中国古代的大海贼王（第3页）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

明末，福建南安人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崛起后，整个闽粤海域，涵盖东南亚、日本的航线，基本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拥有无可匹敌的制海权，还仿照许朝光收取“买水”钱的做法，给过往商船发通行证，获得了巨额收入。

崇祯元年（1628年），在击溃了福建的官军之后，郑芝龙却意外地选择投入朝廷的怀抱，出任明朝一个名为“防海游击”的低级职位。

事后的结果证明，郑芝龙做出了精明的选择。他虽然投靠朝廷，却依然拥有自己的船队与地盘，不仅自身利益丝毫未受损，还可以打着官方的名号去剿杀其他海盗集团，扩大郑氏集团的势力。

五年后，1633年10月，明朝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金门岛附近的料罗湾展开了一场海战，这是中国与欧洲列强在海上的一次重要较量。结果，明朝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而鲜为人知的是，明朝的主力舰队其实都是郑芝龙的船队。

这可以算是二十八年后其子郑成功击溃荷兰人、收复台湾的一次预演。

料罗湾海战后，明朝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海防力量都被郑氏集团控制。

崇祯十三年（1640年），郑芝龙就任南澳副总兵。尽管他在四年后就升任福建都督，离开南澳，但此后的三四十年，明清朝代更替，南澳一直是郑氏集团军事与贸易的重要基地，完全脱离了中央王朝的控制。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但其子郑成功“止南澳，招兵制械，得数千人”，扛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

康熙元年（1662年），由于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时任南澳副总兵的陈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十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南澳岛——这个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海盗巢穴，又回到明初的蛮荒状态。

05

邱辉是明清两代潮州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海盗。

他是今汕头达濠人，有个绰号叫“臭红肉”，如今誉满天下的达濠鱼丸，相传就是邱辉孝敬其母而首创的。

邱辉活跃的时候，清朝已实行“迁海”政策，南澳岛荒蛮，所以他的据点建在了南澳岛西南方向的达濠半岛上。他在达濠建寨固守，控制粤东沿海的盐业和渔业，成为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的海盗头目。

当时，退守台湾的郑氏集团已经传到第三代郑经。邱辉奉郑经为正统，支持其反清复明大业，被封为“忠勇伯”。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称，邱辉“踞达濠……布帛无缺，凡货入界者以价购之，妇孺无欺。自是内外相安，转运毋遏，物价愈平”，颇有义盗之风。

邱辉占据达濠十多年，并在达濠设置“大明潮州府”，其战船经常在沿海出没，“清兵莫能御”。

康熙八年（1669年），潮州各地“复界”，但慑于邱辉的势力，清政府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

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移师南澳，准备收拾邱辉。在清军水陆并进的攻势下，邱辉的达濠寨被攻破，他本人撤退到台湾。后来，在与清军发起的收复台湾的海战中，邱辉战败，引爆火药桶自杀。

邱辉之死，宣告了潮州最后一段海盗传奇的落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宣布取消海禁。潮州沿海的海盗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只是南澳岛的过往“污点”，依然让清政府忧心忡忡。清政府为了防止南澳岛形成割据势力，在设置总兵的同时，分别由广东、福建各出一营军队驻扎该岛，形成了由两省分治共管的局面。时人蓝鼎元鉴于明朝晚期以来南澳海盗集团风起云涌的历史，特别提出：“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门户也，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

他希望清政府务必不要放过任何一艘海盗船，以免南澳岛再次发展为大贼窝。

有意思的是，当乾隆年间东南沿海的缺粮问题越来越严重之时，朝廷最终允许潮汕海商从暹罗（今泰国）进口大米。这样，曾经流落东南亚的潮州海盗后代，纷纷以商人的身份率领船队回来贸易。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仅仅半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还是帝国的敌人，是朝廷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海贼。

海盗与海商的身份转换，完全取决于帝国的对外政策调整，这是多么吊诡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受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反复多变的影响，潮汕人对于历史上喧嚣一时的本土海盗传奇人物的评价，亦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

一方面，海盗大帮的血腥劫掠，深刻影响了潮汕历史，是催生数百年间潮汕乡村军事化、宗族抱团、械斗等地域文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海盗集团织就的海上贸易网络，也深刻影响了潮汕经济的结构，是潮汕本土藏富于民、海湾港口繁荣发展、潮汕商帮称雄海内外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