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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记 浮生记趣（第2页）

在宋代，父母最向往的婚事，就是为女儿找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男子，进士、状元成为佳婿首选。许多达官贵人便从科举及第者中物色快婿，或选婿于白身之中，或论婚于中第之后。

这种现象风靡一时，被称为“榜下捉婿”。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福州人陈修考中了探花（殿试第三名）。这一年，陈修已经七十三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得知此事，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三十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没有功名就无人问津，而一旦拥有功名，哪怕七老八十都有可能被皇帝赐婚，这真正诠释了什么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那些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不管出身、年龄、相貌、贫富，此时都站在了婚姻“鄙视链”的顶端。这也不难理解，当科举成为衡量世俗成功的标准时，中举者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潜力股，等待他的是权力、地位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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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财富也逐渐获得了与科举功名同等的地位。甚至在明清时期，财富跟功名是可以互相兑换的。所谓“捐官”“捐监”都是由此而来，有钱人家自然就取得了婚姻主动权。

古代倡导“士农工商”四大等级，商人虽衣食无忧，但政治地位极为低下，婚姻也受到限制。唐代有个富商叫杨万贞，但他只能娶一个妓女为妻，要想娶官员之女门儿都没有。进入宋代，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庶民、士人与商人联姻日益普遍。宋人笔记有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可见，有实力参与“榜下捉婿”的家族，除了朝廷中的权贵，就是当时的富商了。

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曾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当时人的婚姻观念中，有没有钱非常重要。宋代的富人嫁女儿，陪嫁通常多达六七十亩地。明清也是如此，明朝人说：“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可见，财富已经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古人重嘉偶，今人重财婚”。

嫁娶双方重钱财的风尚，也造成了许多社会弊端，以至于出现溺婴、弃婴及贫女难嫁、富人多招赘婿等现象。很多地方都出现高陪嫁、高彩礼的习俗，“有一女方嫁而家产**然，致使贫穷之家，或溺女不举，或女老不嫁”，这是古代版“天价彩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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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研究的是，近代以来，欧风东渐，中国式的相亲“鄙视链”被瓦解了吗？

1899年，蔡元培的夫人王昭去世，为其做媒续弦的人很多。

蔡元培干脆公开提出了他的征婚条件，包括女子须不缠足者、须识字者、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等。

章太炎在其原配去世后的第二年，在《顺天时报》上刊登了续弦广告，条件包括：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者；二、系出名家闺秀，举止大方者；三、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

这是名人开出的相亲条件，非名人的征婚条件也大抵类似。

1902年，有个署名“南清志士”的人在报纸上征婚，内容如下：“访求天下有志女子，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

如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

你要是觉得这些条件很稀疏平常，不要求房产户口，不要求年龄相貌，哪还存在鄙视不鄙视？那你就过于天真了。

对女性两只脚的要求，这门槛就很高了。清朝晚期，裹足之风在城市里流行，比起现在的隆胸隆鼻还要盛，凡是有地位或有钱人家的小姐，很少不缠足。

随着新知识分子倡导天足运动，曾经流行的小脚一下子就过时了，缠足女子变成了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天足甚至成为评判一位女性是不是“近代女性”的基本标准。甚至有人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女人的美丽标准就是会说洋文的大脚女人。

不管是蔡元培还是“南清志士”，都把“天足”作为征婚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把多少缠足女子及其家庭鄙视下去了。

对女性学识的要求，这门槛就更高了。要知道，在民国以前，大城市女性的文盲率超过70%，轻轻一句“识字”“文理通顺”，就跟现在来一句“京籍京户”一样，“杀人不见血”。

这是清末民初知识男性的择偶“鄙视链”：年龄容貌不限，户籍房产不限，但我们看中的是天足、识字及思想开明程度。

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相亲“鄙视链”，只是有的标榜门第，有的标榜学识，有的标榜出身，有的标榜身体某个部位。

德国社会学家穆勒里尔认为，婚姻具有经济、子女、爱情三大动机。

爱情谁都向往，但它真的只是婚姻的一条腿而已，没有相亲“鄙视链”中的另两条腿支撑，它注定是要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