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原文如下,可见满保的用心:窃照今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奴才派赍御赐西瓜籽到台湾种植。今携西瓜至,问之,言八月下种,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长之际,叶又生虫,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瓤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携之来等语。奴才亲自选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瓤无恙,仍好。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今特派人赍捧御览。叩请圣主施恩,复赐大内西瓜籽,六月带往台湾谨种。为此谨具奏请。
于是,康熙继续赐下西瓜籽。
第三次,又是各种大风大雨,西瓜越长越小。满保在奏折里,表达了十分忧惧的心情,说只能给皇帝送这么多西瓜了,再多就小得拿不出手了。
搞得康熙只好对他连加安慰,说“西瓜事小,有何关系”。
此后,满保每年都会向皇帝进献西瓜,西瓜成了定期的贡品。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向皇帝进献水果呢,无论西瓜,还是杧果?
因为这是一项特权。皇权体制下,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有资格进贡的人,主要是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织造及衍圣公等。作为地方大员,只有总督、巡抚、提督,才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
乾隆年间,皇帝还取消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进贡资格。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贡品,那是十足的荣耀。反过来,也变成了官员向皇帝表达忠孝之意,博取欢心的一种手段。皇帝也心知肚明。康熙就说过,这些贡物哪有那么珍贵,朕不过是借此考察你们的诚敬之心罢了。
原来如此。
02
再说一下汇报雨情的赵弘燮。
赵弘燮这个人很不简单。首先他的出身就不简单。
金庸的《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天津卫见到大胡子将领赵良栋。赵良栋对韦爵爷没有丝毫阿谀奉承之意,搞得韦小宝说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凡是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
赵良栋不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他是赵弘燮的父亲。
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赵良栋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尚书。官二代赵弘燮继承了父亲的能力,后来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在知县的仕途起点上,就表现了非凡的魄力,改革当地陋规,并把革除事项刻榜公示,堪称政务公开的老前辈。
赵弘燮后来历任山东布政使、河南巡抚、直隶巡抚,在调任直隶巡抚十年后,加总督衔。
直隶是拱卫京师的地方,位置十分重要且敏感,不是最高统治者视为心腹的人,不可能安排在这个地方担任一把手。
通过父子两代人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以及有目共睹的政绩,我们不禁怀疑:赵弘燮需要通过刷雨情汇报,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吗?
答案不用再说。
那么,这些雨情奏折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人的想象中,给皇帝的奏折,肯定都是军国大事,芝麻绿豆的事都不好意思烦皇帝劳神。事实恰恰相反,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绝大部分都是小事,比如有关雨雪情形、年景收成、米价贵贱等常态化的奏折最多。
这种汇报地方国计民生情况的奏折,在康熙中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制度化。康熙通过指定特定官员向他汇报这些情况,从而掌握整个帝国的基础——农业情况。
有幸被指定汇报雨雪、粮价等情况的人,一定是皇帝的亲信。比如,苏州织造李煦,他有专门汇报当地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册;江宁织造曹寅,也有专门汇报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录。
赵弘燮在这方面是后起之秀。他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开始奏报雨水情形折的,当时他是河南巡抚,他奏报的雨水情形折,次数之频繁,内容之细,堪称帝国之最。
仔细看那些被当作笑料的雨水情形折,就会发现赵弘燮汇报的是京城及顺天府、河间府、保定真定等各地的雨情,而不是反复汇报一个地方的雨情。
要知道,康熙可不是好糊弄的主儿。有人向他奏报说,眼下湖广、江南、山东、陕西俱已有雪,来年一定丰收,结果遭到康熙的怒斥:明年的收成你就料到啦?你是大神啊?他还会派人去实地验证那些人奏报的雨雪情形是否属实,农作物是否遭遇旱灾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掘地看视”。
赵弘燮的认真负责,无疑得到了康熙的极度信赖。康熙曾谕令他访报河南邻省的年景,即要他把与河南相邻的直隶、山东、湖广交界地方的作物收成、蝗旱、雨水情况都访查明白,向自己密奏。
这个任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赵弘燮仅是河南巡抚,并没有向外省发号施令要求报收成及雨情、蝗灾的权力。但赵弘燮仅花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就完成了任务,他派与邻省相接的河南边界县官府前往密访,最终把邻省情况摸得很熟。
正是因为赵弘燮在奏报雨雪、蝗旱、收成等方面很认真仔细,康熙决定调他任直隶巡抚,成为拱卫京畿的心腹重臣。
现在再看,康熙在批示中,说赵弘燮奏报雨水情形“太密”,其实全然没有责备之意。就像老板对做事认真仔细的下属抱怨“小赵啊,你的工作态度太积极了”,心里显然是极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