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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臣的密折来往你以为他们只是在搞笑（第3页）

03

最后说一说喜欢请安的孙文成。孙文成是杭州织造，与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关系密切，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江南地区有“江南三织造”的说法，指的就是担任这三大织造的三个家族。

因为曹雪芹的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曹家在雍正年间被抄。雍正登基后，也曾派浙江巡抚去查孙文成的问题，查来查去，没有问题。五年后，雍正以年老体弱为由，免去了孙文成的杭州织造职务，孙文成平安落地。

不要小瞧孙文成一月一次“皇上您好吗”（恭请皇上圣恭万安）的请安，这背后，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恐怖的制度。

这种请安折，一开始类似于见面打招呼，没有特殊内容，是皇帝特许不在京城的臣工与其保持联系的一种权力。皇帝的回复，一般也只批“朕安”两字，身体有特殊情况，或心情大好大坏，才会多加描述。

官员向皇帝进贡是有资格门槛的，请安同样如此。康熙时期，有资格上折子请安的臣工并不多，大多是督抚提镇以上的官员。

在这些有资格上请安折的人中，又分出许多亲疏关系，比如有些人可以随时上折请安，有些人一年只能请一两次。康熙曾责备山东巡抚佛伦，指出他请安的次数多了，“不必时常具奏”。

“江南三织造”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无论是李煦、曹寅，还是后来的孙文成，他们都是上三旗包衣出身，是皇帝极为信任的仆人，所以他们可以随时上折请安。孙文成的请安折，基本上一月一次，密集轰炸，正是因为他具有了这项特权。

请安折的功能，在康熙朝中期悄悄发生了变化。

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亲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宫专门负责接收的靠谱太监转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看到内容，保密性极强。在此之前，无论是题本（官员奏请公事）、奏本（涉及私人事务）都是依靠政府系统传递、票拟，别人也能看到内容，所以都是公开的。

康熙决定在私密性极强的请安折上做文章。他指示部分亲信，比如“江南三织造”，明确让他们可以在请安折内另附折子上报地方事务。他给李煦的批示说，“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意思是不管大事小事、流言八卦，都无任欢迎，多多益善。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获得授权密报的亲信，都把这件事儿当作最高级别的机密在操作。康熙无数次在批示此类奏折时强调“万不可与人知道”，有一次还连续写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李煦有一次派家奴王可成给康熙送奏折，王可成在路上把奏折弄丢了，却谎报已送进宫里。康熙特别跟李煦交代，不要公开处理王可成，直接宽免，不然会使整个密报体制公开化，这样很不好。

请安折就这样变成了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亲信，也慢慢被发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曹寅受康熙指示，秘密监视并上报大学士熊赐履的任何情况。因为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这是曹寅的地盘，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康熙多次在奏折里要求曹寅上报熊赐履的最新情况。曹寅也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把密探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打听到了熊赐履交往的都是什么人、每日在干什么、写什么诗、生病吃什么药、叫哪几个医生、最后怎么死的、死后家庭情况怎样，甚至连他湖北老家的地产情况，事无巨细，都摸得清清楚楚。

康熙一直担心熊赐履造反，有了曹寅这么得力的耳目，总算放宽心了。

04

雍正即位后，把老爹这套密报系统更加制度化，同时扩大了上报官员的范围。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多名官员、僧人、名流、退休官员等，可以直接与雍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沟通。

有统计显示，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期间，向两任皇帝上了两百多个奏折，其中有很多的请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吗”的背后，往往附带着许多涉及闽浙地方事务的密报。

你以为人家很无聊，其实“细思极恐”啊。

皇帝在全国布下这么多耳目，鼓励他们互相告密、打小报告，营造出一种“老大哥随时盯着你”的社会氛围。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密折的内容，故人人都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这本质上，已经是一种恐怖统治了。

对此，雍正十分自得，公开表示：“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

密折制度，绝对算得上清朝的首要罪孽，它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微勇于任事外，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仅求自保。

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的重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可悲，由此可见。

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向皇帝上了一个单纯的请安折，雍正把他原折中的“奴才”二字涂掉，改为“臣”，并批示说，以后称臣比较得体。

这就是当时官僚系统的一个缩影：都争着当奴才，结果还被嫌弃说，你不配。

康雍之后，中国少了一味药，一味可以让脊梁挺起来的药。

始作俑者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让很多人笑出声的请安折，那些你以为“萌萌哒”的“朕又胖了些”的批语，其实杀人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