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就是名声与教化,是古代社会对知识分子规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标准。崇奉儒家封建礼教的古代士人也称“名教中人”。所谓“名教罪人”,就是败坏儒林道德,玷污名教声誉,为“名教中人”所不齿的士人。
第二,雍正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
这些诗汇总后须呈御览,由雍正看过后,没问题再交给钱名世,让他自己出钱刊印这本羞辱他的诗集。
04
钱名世案是雍正整人的一次操练,所以他本人跟得很紧。
按照他的要求,在京符合条件的近四百名官员真的每人写了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和谩骂。有人说,这是一次士大夫阶层集体折腰的批判运动。
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雍正很上心。他真的花了工夫,把批判诗一首一首看了。
他用他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诗进行了评判。
写得好的,表扬。一个叫陈万策的官员的诗里有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获得雍正好评。
这两句诗巧妙地化用了钱名世的名和字,对仗工整,骂人骂出了新高度。其意思是说,钱名世是和戴名世(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首犯)一样的大罪人,又是与年羹尧(和钱名世表字相同,都叫亮工)一样的大奸大恶。
对雍正来说,让官员集体写批判诗,除了公开羞辱钱名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每一个官员在写作过程中都应该反躬自问,我有没有和钱名世一样的念头,然后果断掐灭。
那些写得不合皇帝心意的诗作,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
有六人因为问题不大,雍正给予了重写的机会,重写后勉强过关。
有三人,都是钱名世的同事,因为认识不到位,批判隔靴搔痒,被雍正以“谬误舛错”“文理不通”等名义,革职回乡。
最惨的是钱名世的另一个同事,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他的批判诗被指“谬妄”,流放宁古塔为披甲人奴,所受处分竟比钱名世还重。
不难看出,雍正把写批判诗当成了检验官僚队伍忠诚度的一次契机。
雍正在上谕里,已经把他的意图阐释得明明白白:其人(指钱名世)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朕君临天下,凡一颦一笑皆系天下之观瞻,故内外臣工有赐以匾额者,非仅勉一人,欲使大小臣工各思淬砺,以尽臣职也。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
雍正的话里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不对钱名世搞肉体消灭,而搞精神羞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让他腼颜活在世上;第二,如果只是为了整钱名世,不用如此大动干戈,钱名世的个案,是做给所有官员看的。
05
讽刺的是,三百八十五名写诗批判钱名世、涉险过关的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后来也成了“钱名世”,成了被整的人。其中一个,叫查嗣庭。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进士出身,因隆科多推荐,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在奉旨写诗批斗钱名世时,他那首诗是这样写的: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颜忘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但他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的命运就跟他诗里写的一样,他也被批倒搞臭。他的名字,人们也羞于提起。
查嗣庭被批斗,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主考江西期间,出的考试题目动机不纯,别有用心。
但因为要从那些题目联想到颠覆雍正的合法性,必须要有雍正这么敏感而奇葩的脑回路才行,一般民众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民间以讹传讹,出了一个简洁版的版本,说查嗣庭出的题“维民所止”,“维止”两字,正好是“雍正”两字去头,遂倒了血霉。
实际上,查嗣庭出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隆科多举荐的人。像年羹尧一样,隆科多被雍正用完就扔,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免不了的。文字上的犯禁,不过是罗织罪名的需要罢了。
雍正整人,惯常的操作手法正是这样:先定人有罪,然后从他的文字,包括日记中翻找罪证,各种附会解读,总可以找到你“大不敬”的蛛丝马迹。
举个更典型的例子。广西人陆生楠,本来要升官了,但面见雍正时,雍正对他印象不好,于是指示人去查他。查了半天,陆生楠只写历史,不写时政。对不起,写历史也有政治问题。
这还不够,雍正甚至**裸地说,你们看看这个陆生楠,用的纸这么小,写的字这么细,“踪迹诡秘”,他当初的功名一定是作弊得来的。
皇帝都定性了,陆生楠有没有作弊,还很重要吗?
说回查嗣庭。查嗣庭最终瘐死狱中。但这也不算完,雍正命人将他戮尸示众,继续做戏给活人看。
批斗者,转身就成了被批斗者。这是雍正整人术最可怕的地方。
06
总之,钱名世案之后,雍正整人的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灵魂羞辱的手法,越练越纯熟。
钱名世案的次年,邹汝鲁案的同一年,雍正指使人开始“修理”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很注重个人声誉,一直以圣人君子自我要求。也许正是这一点,被雍正认为是沽名钓誉,遭到了雍正的忌恨。
雍正曾颇有深意地说,杨名时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
他决心对这名士人领袖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