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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帝的致富经一国之主是如何搞钱的（第4页）

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过度集中的经济大权和官僚机构带来膨胀腐败。各种与民争利的措施，在为中央政府敛财的同时，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以致“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宋代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晚年的汉武帝在缔造伟业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为之由衷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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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之后，皇帝赚钱的手段更加五花八门。

西汉王莽之乱后，汉光武帝刘秀在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了东汉政权，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济残破的烂摊：天下“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

为挽救凋敝的中央财政，刘秀从土地着手，颁布了“度田令”，要求清丈土地，核实户口。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和政治特权，如刘秀册封的开国元勋耿弇，一家出了两个大将军、十九个列侯，拥有成千上万家的食邑；刘秀之子济南王刘康，拥有“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

无数农民庇荫在大地主名下，朝廷无法对他们直接课税。

刘秀颁布度田令，就是为了核实登记农民的土地和户口，以作为征发赋税的证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在度田的过程中，由于郡县官吏多为豪强地主出身，他们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都城洛阳周边地区，度田官深知这些土地不是在皇帝近臣手里，就是属于皇亲国戚，更是不敢如实丈量。

尽管刘秀对徇私舞弊的官员严厉惩处，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与郡守十余人下狱处死，可度田还是受到豪强地主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汉末，三国乱世之后，晋武帝统一天下。这位西晋开国皇帝虽留下了“羊车望幸”的荒唐故事，但在振兴国家财政方面也挺有一手。

在经过长期战乱、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为了补充人口、劝课农桑，司马炎在曹魏屯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占田制”，这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制度。

这一制度让农民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同时国家要求他们必须缴纳田租、户调和负担力役等义务。占田制又是一种限田制，它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既可抑制兼并，也可保证税收。如此一来，从战乱中解脱的农民不愁吃穿，纷纷积极劳作，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飞速增长，这才有了西晋初年的“太康之治”。

繁华盛世转瞬即逝。西晋短暂统一后，再度走向大分裂，又在历经两百多年的乱世后，实现新的统一。

终结南北朝乱世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与历代皇帝一样，对土地、货币、户籍、赋税等进行改革，同时还提倡“崇俭禁贪”“精简机构”，既要开源，也要节流。

在自己省钱方面，隋文帝杨坚可是认真的。他带头实行节俭，六宫经常穿着反复换洗的衣服，不做新衣；皇帝乘坐的车舆如有破旧，也只是让人进行修补，之后接着用；平时除了宴会，杨坚的饭菜只有一道肉菜。

在他的影响教化下，当时的贵族男子多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罗绸缎，装饰用品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之器。

太子杨勇就是因为骄奢**逸，才被废黜。而次子杨广装作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车马侍从都俭约朴素，反而得到隋文帝夫妇的信任。可后来当上皇帝的杨广挥霍无度，使隋朝财政遭受重创，自己也丢了江山。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治国理财时，仍然把农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鬻女，唐太宗听说后，赶紧命人把皇宫府库中的金银布帛拿出来，帮灾民赎回被卖掉的儿女，这是为了确保国家财政的来源不受损。

唐高祖在位时，已下令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初唐实行的租庸调制，实际上是一种实物税，每年向农民收取田租、谷物、布匹，或者命其为政府服役。征收实物更能避免汉魏以来货币经济长期破坏带来的结果，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

这一政策卓有成效。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间，唐朝财政收入经年增长，粮食价格渐趋下降，国库得以充实，封建经济蒸蒸日上，将大唐推向了顶峰。

到了宋元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镇打破坊市界限，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海外贸易远通西洋。与此同时，财政上却呈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特点，处处充满皇帝搞钱的套路。

宋朝为了避免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废除武官藩镇，地方改置文官，将财政兵马之权移交中央，即“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

此举没有加强两宋的国防实力，却满足了一部分权贵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

元朝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赋税收入，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文宗天历年，在七十年时间里，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两百多倍，商税增加近十倍。

明清时，皇室支出繁多，在财政上也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和统一，由皇帝亲掌财政大权。

明朝的万历皇帝为了敛财，让宫里太监倾巢出动，到各地征税、开银矿。他们出任矿监、税监，为皇帝搜罗钱财，所到之处极尽吸髓饮血之能事，导致民不聊生。

清朝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花钱大手大脚，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出现亏空。此时，乾隆的心腹大臣和珅给他提出了一个理财办法，即以钱抵罪的“议罪银”。

乾隆依照和珅所说，让一些犯罪的官员把钱交到内务府，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交银子来免除刑罚。如此一来，贪官污吏的钱就到了乾隆的私人小金库中，既增加收入，也可满足乾隆六次南巡、修建行宫的开支。

在本文开头说到的故事里，汉武帝曾为营建朔方城调动十万人力和上亿物资。时过境迁，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的规模，汉武帝却否决了。

汉武帝颁发了“轮台罪己诏”，与当年雷厉风行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波澜壮阔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年迈的汉武帝终于放下了执念。然而，他开启的财政政策，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逆转，国家垄断、政府干预的“蛋糕”从此被历朝政府紧紧握在手中。

这一“必要的恶”，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不断地循环往复，是非功过，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