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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富贵王公的日常艺术与有闲阶级（第1页）

五、富贵王公的日常——艺术与“有闲阶级”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明宗藩郑王府世子朱载堉刚满十五岁（虚岁）。按祖上的规定，此时意气风发的朱载堉，正是娶妻生娃的最佳时期。

然而，其父郑王朱厚烷一度看不惯嘉靖帝嗑药修仙求永生，犯颜直谏，惹得嘉靖帝震怒，为朱载堉择选世子妃的大事也随即泡了汤。

更悲剧的是，一向跟朱厚烷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帝诬告其谋反。

虽事后查无实据，但愤怒的嘉靖皇帝还是将这个让自己不爽的王爷，发配回老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去蹲号子。受父亲影响，朱载堉也被革去了世子冠带，以示惩戒。

按规定，亲王、郡王获罪禁锢高墙、闲宅，并不夺其封国，子孙仍需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府内宗族大小事宜。因此，身为郑王世子的朱载堉，仍旧必须居住在指定的王府内。

但一早便知父亲无罪的朱载堉，一时气不过，不惜违抗明朝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边。他盖起一座小土屋，住了进去，自号“狂生”，并发誓父亲的冤案什么时候平反，他什么时候回家。

直到嘉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后，朝廷才下旨平反了郑王冤案。至此，朱载堉已经“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

01

在朱载堉赌气离开王府之后，嘉靖皇帝顺势将郑王府内大小事务交托他人，将离家出走的朱载堉彻底边缘化。

投身草根阶层的日子，朱载堉常常迫于生计，走市井，串集镇，与贩夫走卒为伍，同肩夫娼伶为伴。他慢慢看懂了过去从未有机会体验过的世态炎凉。在其后来创作的《醒世词》中，流露出这位落难王子的艰辛：“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嗑药修仙二十多年的嘉靖皇帝驾崩了。第二年，在凤阳皇家监狱服了十八年无期徒刑的前郑王朱厚烷终于获释，回到了阔别许久的王府。紧接着，遵守诺言的朱载堉也搬出自建房，返回王府居住。

按说，在外尝遍辛苦的富贵公子，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儿大致就是尽情挥霍，潇洒度日。可朱载堉不是。这些年精研经史子集、结交三教朋友已是他生活的常态，回家等着继承王位，反而让他不自在。回到王府之后，他在《醒世词》中写道：“纸糊窗，竹做榻，挂一幅单条画，种几枝得意花，生前有一院，死后有一丘，足矣。”

与儿子的心态相近，复爵后的郑王朱厚烷对这个无法摆脱的宗室身份——王爷，也无比讨厌。但碍于现实，朱厚烷很难做出选择。于是，年轻时便通晓音律的朱厚烷与儿子朱载堉一起，投身中国古典音乐事业。

彼时，中国人对于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时期的著作《管子》中提及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即将乐律中固定的弦长分成三等份，以增加三分之一或减少三分之一弦长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在明朝以前，人们已经推算出乐律中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并由此延伸至七声音阶中的变徵、变宫两音。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五声音阶完美重现后，用“三分损益法”却无法将乐曲进行精准升华，也就是无法旋宫转调，致使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

为了达到旋宫转调，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在与父亲讨论后，他认为，乐律运行的规律其实与“天道”有着莫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乐律本身就是天地自然在音乐当中的反映：“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此自然真理，犹贞后元生，坤尽复来也。”

因此，有所顿悟的朱载堉决定按自己的思维演奏乐曲。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他将一个“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份称为“半音”，并规定任意相邻的半音为相同的音程，可组成一个“闭圈”，完成返宫，使音乐听起来更协奏。这就是现代音律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也称为“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音乐界的转音难题，更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

融会贯通后，朱载堉知道，“天运无端，惟数可测其机”。

既然通过推演数学，可得出相应的概率，预测天机，那么，与天理相通的音律，同理也与数学相通。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朱载堉发明了一种横跨八十一档的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以此为据，他又设计并制造出用于定音调音的弦准和律管。正如朱载堉自己所说：“此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者宜尽心焉。”

为了将这套在世界音乐界和数学界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传承下去，他呕心沥血，花了整整十四年时间，完成了体量巨大的《乐律全书》。

由于中国古代普遍认为乐律与历法相通，因此，有了“十二平均律”理论体系加持的朱载堉随即又投身天文历法的研究。以明代首都北京为蓝本，他通过仔细的观测和计算，最终求出了计算回归年长度值的公式，并获得了明代北京城的大致方位坐标。

1986年，当专家们用现代高科技的测量手段对朱载堉关于1554年和1581年这两年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朱载堉的测算结果与今天的精密测算几乎相同。朱载堉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北京地理坐标（北纬39°56′，东经116°20′）的人。

02

万历十九年（1591年），父亲朱厚烷去世，但此时年近花甲的朱载堉却有过不当王爷的想法，一度以身体“微恙”固辞袭爵。

两年后，朱载堉正式递交请求出爵让国的奏疏。

一时间，朝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但这让万历皇帝颇感头疼，因为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爵位、皇位继承制度，却从来没有一条法则提及“让国出爵”的具体处置办法。辞爵让国，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因此，直到十二年后，朱载堉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第七次上奏后，万历才被这位宗伯的诚意所打动，准许朱载堉辞爵。在这份奏疏中，朱载堉提到：“臣今年七十，衰病之人，死在旦夕，亦抱遗憾之地下。乞令载玺为盟津王，代臣管理府事……从公改正，以成臣忠。”

万历在准允其让爵之后，也要求有司从优安排朱载堉一支宗室子弟日后的生活，允许朱载堉终身使用郑王世子头衔，并为其敕建“让国高风玉音”牌坊。朱载堉如愿以偿，从此摆脱了宗族身份的束缚。

人生的最后几年，离府的朱载堉自称道人，举家迁至九峰山下，造一精舍，名“东复卜园”，过起了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相类似的田园生活。在那里，种桑树、养猪、修竹剪花成了郑王世子的庶务。人们也能常常见到这位高风亮节的王子，与三五好友一起，吹管、弹琴、击缶，唱歌和之，俨然隐居山林的世外高人。这种随心所欲的日子，持续了六年左右，直到朱载堉76岁病逝。

纵观朱载堉一生，天文、历数、乐律等无所不通，堪称大明宗室全才。后来，他的《乐律全书》还漂洋过海，指导了欧洲音乐史上的伟大革新。参照《乐律全书》，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于1710年前后在佛罗伦萨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钢琴，英文中的Piano，即意大利语“Piae”的缩写，意为弱和强。

这种强弱柔刚意识，唯在中国古代道家学说中，有所体现。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曾言，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提前了数十年，现代乐器的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王子朱载堉享誉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