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帮忙和拒绝
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这是一个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南方小镇,它距离市中心有三十公里的路程。怎么说呢,和灯红酒绿的城市相比,它纯真得就像一个未涉世事的孩子。这几年我们都听说了“村庄正在消失”的说法。这个意思不是说“村庄”这个地理位置凭空不见了,而是指村庄里的人类活动痕迹少得可怜。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也一样,许多人迁到城市去了。城市和小镇似乎有了分界线。有一部分人觉得住在城市的人比住在小镇的人要有尊严得多。外婆说这么想的人的脑袋一定是让中国足球队踢傻了。
我们住在镇子的中心,以前是一条商业街道,规划出了超市、儿童游乐中心、KTV、酒店,还有一所幼儿园。镇小学在幼儿园东南边的一条街道之后。我们住的这个片区,是一整排的二层小楼,就是那种以前突然流行起来的混凝土结构建筑,除了一个晾衣服的露台,别的地方都像一个火柴盒的那种土里土气的小楼。总得来说,就像是一排灰扑扑的被人丢弃的扑克牌一样。
幸好前边有一个小院子,虽然也不够大。有些人在院子边围上了篱笆,种上了蔷薇、小玫瑰,或者是石榴树、杧果树、黄皮之类的果树。有些人则很注重隐私,他们用了红砖把他们的院子四边砌了高高的墙。这样你经过的时候,即使里面传来了地震般的吵架声,你也只能站在红砖墙边抓耳挠腮地想象那种激烈的场面。更奇怪的是,有了这些红砖墙的人家似乎觉得受到了保护,他们更愿意在院子里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们房子的北边邻居,就有三面高高的红砖墙,墙头上还插满了碎玻璃。周太太是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一个有点胖的女人。她总是穿着时髦的紧身裙,戴着大耳环,涂着猩红色的唇膏。坦白说,猩红色真的不适合她偏黄黑的肤色,这让她的嘴唇看上去像是一条柏油马路上的斑马线,而且还是红色的。
有一天,我和外婆在街口遇到她,她正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提了好几个购物袋。
“外婆,我去帮周太太。”
“不要。”外婆摇了摇头。
“可你不是说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吗?”
外婆挑了挑眉毛:“有些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就连小叮当(《彼得·潘》里的小神仙)也需要孩子们的祈愿才有神奇的力量,没有人可以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不服气地反驳。
“你可以去试试。”外婆耸了耸肩。
我“哒哒哒”地跑到周太太身边,说:“周太太,我可以帮你提袋子。”
周太太的头仰着,她的眼睛看着天空飞过的一只白鸽,看着电线杆,看着左侧的一个垃圾箱,就是没看见我。她踩着高跟鞋,从我的身边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我有点发怔,回过头望了望外婆。
外婆耸了耸肩:“有些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不是因为她很强大,也许只是因为她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帮助。”
哦,我还忘记说了,小街的这条商业街道,除了小超市和一两家上海服装店存活了下来,酒店和KTV什么的都早就搬走了。这里渐渐地就变成居民区了。社会学家们说这是因为“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想要拥有美好生活必须离开小镇乡村到城市去。
“报纸上说小镇和村庄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了。”
外婆摇了摇头:“所有的报纸除了广告就没什么好看的。”
外婆这辈子只去过两次城市,她没说过她讨厌充满了机械味道的水泥森林,她只是说“街上都是冷冰冰的车,要不就是路牌。走着的人不是打着电话,就是一边走一边吃汉堡。走了三公里路都见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
“是不是城市里的人都不爱帮助别人?”
“可能他们只是太忙了。”
我闭上了眼睛,想象了一下城市有两种人:像周太太这样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和像外婆讲的忙到连给一个迷路的人指路的时间都没有的人。
“城市好冷漠。”
外婆摸了摸我的头,沙哑的声音低沉了下来,她叫了我一声宝贝,但是却没再说什么话。我看到外婆的眼睛望向了无限远的小镇的西南边,那是妈妈为之拼搏的所在地。
周太太走到了红砖墙前,她的高跟鞋在地面上敲出“”的声音。一扇厚重的铁门在她的面前“哗”地拉开了。
一个男孩,身形像周太太,有点像一只小海象。这是周家的大儿子,和我一样七岁。他一把扯过了周太太手中的购物袋,兴奋地嚷嚷起来:“《神奇动物在哪里》买了吗?”
“啊?”周太太的声音很尖,她轻轻地推了一下大儿子,压低了声音说,“注意素质,别大吵大嚷的。”这时候,周太太的二儿子出现了,一个四岁的男孩,跟他哥哥站在一起就是两头小海象。他的食指咬在嘴唇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冰激凌呢?”
周太太似乎要咆哮起来,但是她警惕地望了望四周,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没有红砖墙保护的门外。她深吸了一口气,一边说着“一个讲卫生的男孩不能把手指放在嘴唇里”,一边推搡着两个儿子进了门。
“等着吧。”外婆突然说。
“等着什么?”
回应我这一句话的是红砖墙内传来的怒吼声:“不!一个冰激凌也没得吃!到房间去!一个小时!不准出来!”
“周太太不知道她的声音会传到墙外吗?”我好奇地问。
外婆又耸了耸肩,推开我们那扇漂亮的篱笆小竹门,说:“她高估了墙的力量。”外婆走到了和我们的小院竹篱笆隔着一个巴掌大小距离的红砖墙边,摘了一朵蔷薇用力地甩到了红砖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