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
这时候,库瓦先生去了洗手间。阿卜德拉希把手伸进坐垫底下取出手机,放回公文箱上。他发现手机还开着,立刻怀着负罪感赶紧关了机。不过,他担心的是电池耗电,而不是遭截听。不管怎么说,他迟了八秒钟,定位仪已经测定了方位。
“你说你找到它了?这话什么意思?”奥多德问。他觉得今天突然变成了圣诞节,而且还有各种生日、节日都一拥而来。
“毫无疑问,布里安。这次通话来源于老市区内一栋五层住宅楼的顶楼公寓。我的两名便衣人员正赶赴那里去侦察,以便制定突袭方案。”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现在天刚黑。我想在凌晨三点发起行动,但风险很大。他们也许会从笼子里逃走……”
拉扎克上校曾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为英联邦国家军官举办的培训班,他对自己所掌握的英语谚语沾沾自喜。
“我可以过来吗?”
“你想来吗?”
“教皇是天主教的吗?”爱尔兰人奥多德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还用说吗?
拉扎克开怀大笑。他乐于接受这种善意的玩笑。
“作为真主的信徒,我可不知道。”他说,“好吧,六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但要穿便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便服。”
他的意思是不但不能穿制服,而且也不能穿西装。在白沙瓦老城区,尤其是在基沙卡瓦尼集市,只有宽松的裤子和长衫才不致引人注意,山区部族的长袍和头巾也可以。奥多德也应该这样着装。
将近六点时,这位英国特工驾着他的附有黑色玻璃贴膜的黑色“丰田”陆地巡洋舰准时赶到。一辆英国的“陆虎”也许更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但丰田颇为当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所喜爱,而且也不会引人注意。他还买了一瓶芝华士,这是阿布杜尔·拉扎克最喜爱的烈酒。奥多德曾经就偏好苏格兰烈酒的口味而责备过他的巴基斯坦朋友。
拉扎克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良民,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不碰猪肉,但并不反对跳舞和抽烟。禁止这些的是塔利班的狂热分子,我是不赞同的。至于葡萄酒和麦芽酒,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5]就已经广泛饮用了。如果有一天到了天堂,有哪个职位比你高的人为此而责备我,那么我会乞求仁慈的真主宽恕。现在,请给我满上。”
一位装甲兵部队的军官会变成这么优秀的警察,也许是有点奇怪,但阿布杜尔·拉扎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三十六岁,受过教育,已婚,有两个孩子。他喜欢横向思考,还喜欢在面对敌人时运用如眼镜蛇一般冷静和狡猾的战术,不欣赏横冲直撞的大象。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通过激烈的交火拿下那座住宅楼的顶层公寓。因此,他选择悄无声息地摸过去。
白沙瓦是一座古城,其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就是基沙卡瓦尼集市。数百年来,长途商旅的驼队经大道通向高耸入云、令人胆怯的开伯尔山口,继而进入阿富汗之前,总要在这里稍事休息,休整人员和骆驼。与所有著名的集市一样,基沙卡瓦尼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毯子、披肩、地毯、黄铜制品、紫铜碗盆、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如今,这个集市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地区。一双老练的眼睛能够根据头巾分辨出阿夫里迪人、瓦济里人和附近的巴基斯坦人,还有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戴齐塔拉尔帽子的北方人,以及戴防冻皮帽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在迷宫般的街道小巷里遍布着各种商铺和摊贩,有钟表集市、篮筐市场、货币兑换市场、花鸟市场,还有说书人的卖艺场。在帝国时代,英国人曾把白沙瓦称为“中亚的皮卡迪里”。
定位仪测定,手机通话源所在的那套公寓,就是在老集市的一栋又高又窄、有着繁复雕刻花纹的阳台和百叶窗的楼房里。这栋楼共有五层,一层是一个地毯仓库。仓库前面的巷子只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行。由于夏季炎热,为了使住户们晚上能够吹到一丝凉风,所有这些房屋都建成平顶式,并开辟了从下面的巷子里直通到楼顶的外置楼梯。拉扎克上校率领一支追捕队悄然靠近目标。
他派出四名身着部族服装的特警,来到与目标相隔四栋楼房的一座建筑的屋顶。接着,他们静静地从一座楼顶走向另一座楼顶,直至到达最后的目标建筑,然后等待着信号。上校带着六名特警从街面踏上了楼梯。他们的衣袍里都藏着自动手枪,除了那位侦察兵——一个肌肉发达的旁遮普邦人,手里提着一把大铁锤。
他们在楼梯口一字排开后,上校朝侦察兵点了点头。侦察兵挥起铁锤,一下就砸破了门锁。房门朝内洞开,缉捕队冲了进去。同时,屋顶上出动了三个人从楼梯上跑下来,剩下一个人留在屋顶,防止有人逃走。
当布里安·奥多德后来试图回忆这次行动时,他觉得一切都发生得无比迅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房间里的人感觉也是如此。
缉捕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有可能里面是一支小部队,也有可能是一家人在喝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套公寓的套型和布局。在伦敦或纽约也许会找到建筑图纸的存档,但基沙卡瓦尼集市不会有。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被通缉的手机从这里打出了一个电话。
实际上,他们发现有四个年轻人在看电视。在起先的两秒钟里,他们还以为袭击的也许是一个正常、无辜的家庭。不过,随后他们很快发现眼前的四个年轻人都蓄着大胡子,都是山地人。其中一个作出了快速反应,把手伸进衣袍里去掏枪。他叫阿卜德拉希,但他马上就死了——从“赫克勒和科赫”MP5型冲锋枪里射出来四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其余三个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按倒在地,被制服了。拉扎克上校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有可能,尽量抓活的。
从卧室里传来一记破碎声,宣告有第五个人存在。那位旁遮普邦人已经扔掉了锤子,但他的肩膀就够用了。在他的猛烈撞击下,卧室门倒了下来,两名反恐中心的特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拉扎克上校。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年埃及人,眼睛因惊恐和愤恨而瞪得又大又圆,正弯腰想把刚才他狠摔在地砖上的笔记本电脑收拾起来。
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转身跑向了敞开的窗户。拉扎克上校大叫一声:“抓住他!”但是巴基斯坦缉捕队没能成功。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埃及人光着上身,又因为出汗,他的身体滑溜溜的。他在栏杆前甚至都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了下去,落在四十英尺下的鹅卵石路面上。不出几秒钟,过路人就围住了他,这位“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只“咯咯”咕哝了两声就死了。
这栋楼房和街巷已经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拉扎克上校打手机招来了停在四个街区之外的一辆车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那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车里满载着五十名身着军装的士兵。他们沿着巷子跑过来维持秩序,把整栋楼房隔离起来。拉扎克上校将会及时走访每一个邻居,当然,首先就是房东,一楼的那个地毯商。
街上的尸体已由士兵们围了起来,还盖上了一条毯子。担架很快就会到,尸体将被运到白沙瓦总医院的停尸房。谁也不知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想被抓住,送往设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受审。
拉扎克上校从阳台上转过身来。三名俘虏已被戴上了手铐和头罩。必须派一支部队把他们押送着离开这里。这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地盘,这个街区的部族群众不会站到他这边的。在送走俘虏和尸体之后,他将会留下来彻底搜查这套公寓,仔细寻找关于持有遭通缉手机的那个人的一切线索。
在袭击开始前,布里安·奥多德按要求留在楼梯口。现在他站在卧室里拿着那台被摔坏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所有的护照、手机、任何看上去丝毫不重要的纸片,都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作全面的分析;犯人和邻居也要接受详尽的审问,以获取任何有用的情报。但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