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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第2页）

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56]

这里说明了灾荒的普遍性。再看万历四十三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的一件申文：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57]

次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依据亲身见闻绘了一份《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呜呼，臣饥人也，饥之情、饥之味皆其习见而亲尝者，犹且以渐远渐隔而忘之。乃欲九天之上、万里之遥，以从来未见之情形，冀其不告而知、无因而痛，不其难乎？[58]

崇祯年间，灾荒更加频繁，许多地方几乎无年无灾。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陕北，正是著名的重灾区。马懋才的《备陈灾变疏》详细地描述了崇祯元年延安地区天灾人祸的情况。疏中写道：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然臣犹有说焉。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59]

看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叙述，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为什么必然爆发，明王朝为什么注定要灭亡，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了。

第五节　军制的败坏

明朝的军制，开初是寓兵于农。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即如卢象升所言：“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豪强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60]英宗以后，沿边的战事逐渐增多，“疆场戒严”，相应而来的是军队训练和戍守的时间增加，农事自然受到影响。还有不少屯地被持敌对态度的少数民族所占领，出现“田在敌外”[61]的情况。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陡涨的情况下，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的奏疏中说：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62]

崇祯年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且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63]

在另一件奏疏里，他又说：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已。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64]

军政败坏还表现为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兵变和逃亡层出不穷，军事纪律废弛已极。

明末官军战斗力的脆弱，无论在对满洲贵族的战争中，还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例证，这里就不细说了，只附带谈一下家丁和亲军的问题。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65]他们用朘削所得，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66]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办法。他们把克扣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豢养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士兵，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马匹器械等装备。将领即便革职离任，家丁也依旧由他们带回原籍供养。[67]这样，到了关键时刻，家丁就成了将领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戴笠曾经指出，明朝边将“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68]。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69]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论述明末官军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

明末的兵变是统治集团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北直隶玉田县的事。崇祯年间，情况更为严重，以致“饥军哗逃，报无虚日”[70]。如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哗于近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崇祯八年，川军哗变，总兵邓玘被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楫被杀。[71]这仅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哗变的兵丁有一部分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提高农民军的作战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72]崇祯八年，户部尚书侯恂给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信里说：“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73]

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谓“杀良冒功”。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如天启四年，蓟辽督师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74]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75]五年，山西兵追剿起义军进入河南，“其将使县令报功。令曰：‘无首级何以报？’将曰：‘易耳！’少顷，进千级，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76]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辅，退出后，明总兵王朴纵兵斩居民首冒功。时人钱天锡作《哀庆都歌》云：“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77]在河南商丘，甚至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78]。官军的纪律败坏不仅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第六节　裁驿递

明代在全国交通线上设有驿站，作为政府上传下报的通信脉络，也为高官显宦公务往来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条件。按规定，每隔十里置铺，铺有铺长；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铺的主要责任是传递文书，在达官显贵往来时也有导迎的义务。驿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条件，也有传递紧急公文的责任。初期，制度比较严格，未经朝廷允许，一般官员不能私自利用驿站。到明中期以后，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敲诈“折干”，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这样，就使驿站有限的人力、物力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赔补经费而卖儿卖女。天启二年御史方震孺曾经说过：

崇祯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陈驿递之害说：“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80]崇祯二年吴甡也上言说：“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81]地方官吏还任意克扣驿站经费，贪污私肥，更使在驿站供役的穷苦百姓既填不饱肚皮，更养不起驿马。陕西巡按练国事在奏疏中曾经指出：“秦晋驿递，例不全给。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冲路，宜全给以安人心。”[82]另一件史料更具体地谈到安定（今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的驿站情况：“安定站银五万有奇，每发不过一二千金。县令例扣四百，余始分给驿所。”[83]

人马饥疲，含辛茹苦，颠沛奔波于驿递路上，这就是明末社会的又一个侧面。康熙《陇州志》里面保存着一首“执鞭士”（当即驿站马夫，或称驿卒）唱的《关山谣》：

肥马血出，瘦马骨折。

行行行行，方知马力。[84]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重新规定使用驿递的标准。他在疏中认为经过整顿，革除各种弊病以后，驿站经费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两银子，移抵一部分加派的新饷。崇祯帝听说能够捞到银子，立即兴奋起来，下令改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门负责驿递的整顿事宜。表面上冠冕堂皇地宣布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革除滥给勘合火牌，以苏民困”，实际上裁减下来的驿递经费，并没有按刘懋的建议，用于抵销部分加派的新饷，而是全部责令解部移作军用。在刘懋的主持下，朝廷颁布了新定的使用驿递规章，同时宣布裁减驿站经费。根据崇祯四年二月刘懋《驿递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数字，各省裁节银共计六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余两。[85]

在明末败坏已极的吏治下，所谓整顿不过是一纸具文。[86]本来就困敝不堪的驿站，被凭空裁去了一大笔经费。刘懋建议的原意是割肉补疮，本不足取；到了崇祯帝那里，裁驿递却变成了割肉喂虎，不仅于旧疮无补，反而又添上了新创。随着驿站经费的裁减，驿夫枵腹、驿马倒毙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了。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壮丁被迫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杨士聪说：

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87]

第七节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从上面概括描述的明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极度腐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正在酝酿当中。

万历年间，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士已经怀着不安的心情，指出朱明王朝业已面临着社会的大动**。如郭正域在题为《法祖停税赋》的奏章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