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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第3页）

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汉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韩来朝，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黄巾等贼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灭金灭宋，一统四海，卒之扰乱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韩山童、刘福通一二小民也。[89]

安州知州张遂在《兴除议》一文中，也大声疾呼“盗贼可忧”。他说：

国家自庚戌以来，北击胡，东挂倭，西灭哱，南平播，节年不闻以盗为苦也。间即桴鼓时闻，皆谓鼠窃不足虑，而不知秦之亡非以陈胜乎？汉之亡非以张角乎？唐之亡非以黄巢乎？天以水旱开其机，上以暴敛驱其众，此盗之所由起也。……而奸雄如陈胜、黄巢之流，非可以威降、术羁，此其人最足为隐忧，是在庙堂之上，当预有以罗致驾驭之也。[90]

然而，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正是社会上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它们自身已经无法解脱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封建统治的枷锁，为历史的前进开辟道路的，只能是农民的革命运动。

农民的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从万历年间起，各地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起义旗，向腐朽统治发动冲击。例如，万历十六年，刘汝国在南直隶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济贫王[91]，铸铜印大书“替天大元帅”[92]，“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饥民随者数万人”[93]。起义农民多次击败官军。明政府地方当局派人招抚时，刘汝国断然拒绝，并在回信里义正词严地宣布：“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而违之是逆天也。”[94]同年春，在湖广等地也发生过饥民抢米的风潮。如大冶县“谷价腾踊，闾阎萧条。一夫攘臂大呼，轰然蚁聚，动百十人。持斧破廒，所至一空”[95]。

万历二十七年，白莲教徒赵古元（原名赵一平）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他的徒众到处宣传，“世道之将变，尊古元为真人”。赵古元等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变生呼吸，可为寒心。”[96]

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竟以为上西天云”[98]。起义军很快就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县城，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99]。同时还有北直隶景县民于弘志等起义响应。天启四年九月，南直隶颍州、砀山以及河南永城一带，有杨桓、杨从儒的密谋起义。他们“啸聚徒众，私相部署，伪称懿德元年”[100]。

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在萌芽阶段或初起之时即被明王朝血腥镇压了下去。然而，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势必激起人民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

总之，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年间，整个中国的天空已经彤云密布，不时发出隐隐的闷雷声。那些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农民起义，就像一阵阵刺目的闪电，不仅揭露了笼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1]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2]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八，《吴亮嗣传》载吴亮嗣万历末年任兵科给事中时上的奏疏。

[3]　冯从吾：《请修朝政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九四。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万历皇帝荒于酒色：“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

[4]　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叶向高传》记叶的奏疏说：“陛下惜区区禄秩，不顾祖宗金瓯。夫承平无事，人主尝视士大夫轻而视官重，及乎有事，士大夫又视身家重而视官轻。至视官轻，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5]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记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等上言：“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指兵部尚书）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马（指兵部左、右侍郎）亦未有代匮者，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此犹可为国乎？”

[6]　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7]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8]　同1。

[9]　陈悰：《天启宫词》，见《昭代丛书》丁集，卷三三。

[10]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又见《天启宫词》。

[12]　文秉：《先拔志始》。

[13]　陈宏绪：《寒夜录》卷中：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见《国榷》卷八九。至于职司风宪的科、道官，“人谓之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净，不顾己污也”。见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韩一良传》。

[14]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揭长安门”条。

[1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

[16]　正德年间，皇庄遍布畿内，“共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见林俊《传奉敕谕差勘畿内田地疏》，引自《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17]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18]　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地理一》。

[19]　《崇祯长编》卷三六。

[20]　费宏：《乞正谷大用罪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九七。

[2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记钱嘉征参魏忠贤十大罪疏中说：“忠贤封公，膏腴万顷。”

[22]　林俊：《传奉敕谕差勘畿内田地疏》。

[23]　《崇祯长编》卷四一。这里再举几个例子：北直隶玉田县在明朝末年“宫勋地”多达十三万余亩，其中乾清、慈宁两宫地为六百三十三顷，寿宁公主地二百三十八顷，景府地四百三十七顷（乾隆二十一年《玉田县志》卷三，《田赋》）。东安一县就星罗棋布了未央宫、永清公主、永安公主、恭圣夫人、英国公、镇远侯、太宁侯、安平伯、惠安伯、嘉祥公主、顺义府仪宾、锦衣卫指挥的大片庄田（见康熙十六年《东安县志》卷四，《赋役》）。明亡时，崇祯帝的姑母荣昌大长公主在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占有“赐田及自置地土”多达三十七万余亩，她还说“仅足糊口”，充分反映了皇室勋戚的贪得无厌（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六四页）。

[24]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25]　《崇祯长编》卷三六。辛陞在《怼言》中列举了明王朝败亡的原因，其中之一为“缙绅势重”：“仕进出身，自非齐民敢望项背，乃高门大阀，仆从如云。田连阡陌而不知休，窖满金钱而不知止。杀人于寸幅之中，破家于立谈之顷。郡县之威立沮，台司之法不行。”见《寒香馆遗稿》卷二。

[26]　《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九七三页。

[27]　《崇祯长编》（不分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