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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第2页）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有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做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广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札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又每日制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42]“买马制器，日夜整办，唯恐不及。”[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札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46]“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48]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广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技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蹏袅千，珠琲盈斗，他瑰货累万万”[51]。张献忠对部下笑道：“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52]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53]明官僚把已经“受抚”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看罗汝才房县“受抚”的情况。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文灿会诸将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宫署，供费不赀。奏授汝才游击，分驻之于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而潜与献贼相应”[54]。“文灿檄令解散诸众，简骁壮从征立功。汝才不听”[55]。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旻在奏疏中说：“曹操就抚，分插其众于房、竹诸邑。乃不从解散之令。且曰‘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56]又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57]所以他极力主张乘机剿杀，“以臣愚计之，贼散则难追，合则易殄。今犹槛羊阱兽，围聚于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邬郢之卒，督臣扫关陇之兵，乘其不意，衔枚疾至，打张燕于黑山，烧曹操于赤壁，岂不快哉！”[58]只是由于明廷当时“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59]，才勉强维持着抚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60]。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势，来个一网打尽，仅仅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拖住了它的手脚，实在无暇他顾，才只好俟诸来日。

从当时明政府房县知县郝景春留下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但他对总理熊文灿颁布的条约却“实款款违悖”[61]。罗汝才在“受抚”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呢？据郝景春的报告是，“近各贼于初一日分派地土，将房县十五乡民居、民田公然视为己物，屯粮积草，为图储裕饷之计”。对附近穷苦百姓还“给予本钱，令做生意”。这就很自然地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竞相信从”，“相率投入各营”的场面。郝景春明确地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抚，“从此假抚之后，斗大房城已是若辈囊中之物，直待时以收之耳”。[62]

事实说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僚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种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这就充分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1]　《绥寇纪略》卷五。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在这以前，崇祯九年春，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本内就提出：“灭奴先灭寇。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页）说明持这种“攘外必先安内”反动观点的人在明朝廷内颇有影响。后来在政策上体现为一面派人同满洲贵族秘密议和，一面对起义农民加紧围剿。

[3]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4]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5]　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加派赋税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例如，崇祯八年山西巡抚吴甡在一件题为《残黎望恩孔急议蠲万不容缓》的疏中说：“晋民有三苦：一苦于凶荒，无计糊口则为盗；一苦于追呼，无力完粮则为盗；一苦于杀掳，无策保全则为盗。此三苦不除，尽人皆盗，比户皆盗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辙，殷鉴不远。臣故曰：未来之盗无穷也。昔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臣三复为之流涕。虽然，此犹就居常言也。今观三晋之时势则尤可哀痛矣。卤寇交汇，兵荒洊至。臣尝行间目击有数千家之邑，竟日不见炊烟，但数间破屋，仰见天星而已。惟见白骨横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气息不属而已。盖其庐舍已**为黄埃衰草。问之，则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盗。田园已鞠为断葛荒葵，问之，某氏之产也，某死、某逃、某盗。臣欲招其复业任耕，则曰某死、某逃。某盗已若而年，逋赋已若而岁，业其业则赋其赋，有死不敢，况又无人可招，无力可耕乎？臣为之抆泪相对。及抵州县，则应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动曰崇祯四、五、六、七年之逋赋若干矣。捉一欠粮花户如获大敌，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无以应也，可奈何？则为晋之民者催科既无可催科，徒驱零星赤子殉之于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无可敲朴，徒驱逋赋顽民尽之于潢池之中而已；为晋之官者考成既无可考成，徒令为法受过者束手而待参罚之至而已；参罚又无可参罚，徒令日暮途穷者灰心而待褫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6]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7]　《平寇志》卷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8]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9]　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10]　嘉庆《三水县志》卷十三，《编年》。

[1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12]　《杨文弱先生集》卷十，《兵饷遵旨熟商疏》。

[13]　此段中引文均见《绥寇纪略》卷六。早在崇祯四年，大学士徐光启就曾经向朱由检推荐过熊文灿，他说：“若中外臣僚中，臣所目见其人，耳闻其说，深于兵学者，无如闽抚熊文灿。今虽拮据靖寇，然山寇不难，既平之后，允宜召用。”（见《徐光启集》卷六）朱由检之留意于熊文灿，可能与徐光启曾为揄扬有关。熊文灿招抚郑芝龙事在崇祯元年七月，以后又利用郑的兵力剿灭其他“海盗”，一时誉声鹊起，徐光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疏推荐的。

[1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15]　《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

[16]　史书说洪承畴“有干略，能办贼”。他凭着心黑手狠，果于屠杀，博得了朱由检的信任，一年之间由道员升到总督。他一生中除了中间一段在辽东的经历以外，基本上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中度过的。孙传庭在崇祯十一年有一段自白：“从来用兵者，挑简之尽心未有如臣者，盖无一兵之弓矢技艺不经臣亲验亲试者也。挑简之后，训练之尽心亦未有如臣者。盖凡兵之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如何收营，无一不经臣穷思极虑，务求不得不然之法。为各兵耳提面命，三令五申者。”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五三页。

[17]　崇祯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页。

[18]　崇祯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页。

[19]　崇祯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畴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

[20]　同1。

[21]　一个多月以后，即从崇祯十一年十月起，由于满洲贵族军队侵入畿辅，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部奉命选调精兵火速勤王，李自成部受到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22]　据四川巡抚傅宗龙题本，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有“八队一哨”从阳平关来到白水（离广元县不远）附近。这可能是李自成部在河州、洮州一带战败以后分路东走的一支队伍，不一定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内。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二一页。

[23]　“潼关南原大战”的说法较早出现于《绥寇纪略》，该书卷六云：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谋于传庭曰：自吾与贼战于羌中，战于洮河，比再遣马科、贺人龙追之于阳平、白水，李自成势穷蹙必奔潼关，公能于其地设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战擒也。传庭乃于潼关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营，曹变蛟躬执长刀驱贼，贼奔入伏中，乱相蹈藉。我军骁雄跳**，无不一当百，飞走路绝，遂无所逃。其幸免者或弃刀与骑迸逸汉南之山中，村坞山民又预奉督抚教令。用白棓遮险，遇辄棒杀。秦贼遂尽，降者犹数十万，委仗丘陵，或分隶镇将，或散归农隶。李自成妻女俱失，从七人遁走”。据上引洪承畴两次题本，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三月间起先后在河州、洮州、南江、城固等地失利，到这年八月间只剩下一支一千人上下的小队伍转入深山。吴伟业说什么这年十月双方大战于潼关原，起义军投降的竟然有几十万人，丢下的武器堆得像座小山，实在离开事实太远了。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朝当事官员的文书和潼关等地地方志，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潼关南原发生过这么一场大战。

[25]　李自成部在这段时间的部分活动情况，在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一文里做了一些介绍，可资参考。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