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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第2页）

第四节　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二攻开封

项城战役以后，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乘势攻克了商水、扶沟、洧川、许州、长葛等豫中州县。十月间，义军包围了叶县。奉命在这里镇守的是北舞渡副将刘国能，此人原是农民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绰号闯塌天，崇祯十一年投降官军后就死心塌地充当明政府的鹰犬，以忠臣孝子自命。义军围攻七昼夜，刘国能眼看难以据守，便自己缒下城墙进入起义军营垒，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向李自成、罗汝才声称：“凡所以防守之具皆吾自为之，与叶民无涉。今吾力已竭，不忍城破尽毙此民，特来请死。”李自成劝他投降，他却说“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负”[44]，自刎而死。十一月初四日，义军攻克南阳，总兵猛如虎、刘光祚均被击杀，唐王朱聿镆也被处死。[45]接着，义军又攻克邓州，然后回师北上，在十二月间进攻襄城。襄城守将李万庆也是农民军叛徒，原先的绰号为射塌天。他同刘国能一样，在投降官军之后堕落成了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义军破城，李万庆被处死。与此同时，义军还攻克了镇平、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禹州、新郑、鄢陵、尉氏、通许、陈留等大批州县，再次进抵开封城下。

刘国能、李万庆都是明末农民战争前期的著名首领人物。他们背叛农民群众的利益，弃明投暗，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成为朱明王朝的殉葬品。明廷在他们死后，又是赠官，又是立祠，树为“改邪归正”的典型，指望借此对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然而，此时形势已经不同了，朱由检之流的这种手腕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封建史籍中专门为刘国能、李万庆立传，不过为后世留下了两名反面教员，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而已。

十二月下旬，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开始了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战役。二十三日，义军到达城下，李自成的指挥部设在土堤外应城郡王的花园里，罗汝才设指挥部于城外繁塔寺。开封城外原有明督师丁启睿从南阳调来的三千官军，义军一到，这些毫无斗志的士兵便全部投降。由于城内的官绅组织反革命势力拼死抵抗，义军的进攻受阻。双方相持到次年正月十三日，义军决定以火药炸城，派勇士冒矢石，在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城墙墙砖挖掘下来，然后掘成深丈余，广十丈余的大洞，用布袋装火药数十石填塞其中，牵出引线。又于洞口布置了骑兵和步兵，准备城墙炸塌时一举突击进城。不料开封的城墙特别坚固，火药引爆后山崩地裂一声，城墙没有炸塌，城外的义军战士反被横飞的土石击伤不少。第二次攻城失利，义军只好再次撤退。这次进攻开封虽然仍未能得手，但可看出义军的攻坚战术已经具有相当水平。

第五节　襄城之役和三攻开封

项城之役中傅宗龙兵败身死后，明廷于十一月间提升陕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火速准备，东出潼关，同左良玉部夹剿义军。汪乔年奉命后“即飞檄各边调集兵马，戴星治械措饷”[46]，积极筹备提兵入豫。发兵前，他感到李自成羽翼已成，气候大非寻常，于是便想出一条“奇计”，密令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把李自成的祖坟掘毁，以为这么一来风水既破，李自成必败无疑。这帮迷信愚昧的家伙，除了把他们的仇恨尽情地发泄到李自成先人的枯骨之上以外，还把墓中捉到的一条小蛇视为即将化龙之灵物，极尽渲染铺张之能事。[47]崇祯十五年正月，汪乔年在西安登坛誓师，“斩蛇以徇”[48]。二月间，他率领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张国钦、张应贵等统兵三万出潼关。陕西官军进抵洛阳时，李自成、罗汝才部义军正把左良玉部官军包围在郾城。汪乔年认为这是同左良玉会师合击义军的大好时机，就把步卒留在洛阳，领着二万骑兵兼程前进。汪军到达襄城时，一小撮受到起义农民打击的地主豪绅远道来迎，要求官军为他们复仇，并且告以起义军的虚实。汪乔年大为高兴，神气活现地说：“贼在吾目中矣。二三日间当为汝军扫**贼氛，碎元凶如齑粉也。”[49]他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各领所部，分作三路进至襄城以东四十里，同被困郾城中的左良玉部遥为声援，自己则率领总兵张应贵部四五千人入屯襄城。李自成等侦知汪乔年的军队已经到达襄城，立即撤出包围郾城的部队，西向迎击来援的陕西官军。二月十三日，义军于襄城东面初战告捷，明总兵张国钦被击毙。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都不战而走，径自奔回陕西。左良玉在义军主动解围后，不仅没有西向夹击义军，反而乘机带着部众向东溜走。总督汪乔年遂成了光杆司令。义军再次进攻襄城，到十七日攻克[50]，明总兵张应贵被炮火击毙。汪乔年亦被活捉，带到城北韩家庄经李自成亲自审讯后处决。

义军粉碎汪乔年的进攻以后，乘胜连克豫东大批城镇。三月二十二日，克睢州，“入城搜掠财物，未杀一人”[51]。二十七日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部义军，同河南的一支农民起义武装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本月十六日占领杞县。这样，李自成等部义军就扫清了开封的外围，为最后拿下该城创造了条件。

五月初二日，义军第三次进攻开封。李自成设指挥部于阎李寨，罗汝才屯于横地铺。明廷急令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和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大批军队来援。官军总数多达十八万，号称四十万，连营河上，摆出了同义军展开决战的阵势。五月十三日，官军前锋到达朱仙镇，起义军暂时撤离开封，集中力量打击来援的官军。为了防止开封城内的官军出城追袭，使义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李自成派人持伪造的左良玉部令箭到城下大呼道：“贼旦夕成擒矣，但恐其潜遁入城，汴兵无多，当严守，不可轻出。”[52]城内的明朝官僚果然中计，闭门不出。由于丁启睿统御无能，官军内部各将领之间又矛盾重重，朱仙镇一战，官军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首先避战而逃，其他将领也不战而溃。丁启睿借口追回左良玉，经许州逃往光州、固始；杨文岳仓皇窜往归德。义军大获全胜，俘杀明总兵姜名武[53]，收得降卒数万名，骡马七千匹。[54]五月二十五日，义军复围开封。[55]朱由检获悉援军溃败，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竟把督师的敕书、印、剑都丢失一空，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左良玉虽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势大，朝廷有所顾忌，只把另一总兵杨德政做个“法头例首”，予以处斩。

开封城内的明朝文武官员见救兵溃散，守城的官军力量又单薄，不足以同起义军相抗衡，就以共同的阶级利害来动员地主豪绅，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六月二十六日，明开封府推官黄澍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这一着棋果然收到相当效果，开封城内的上层人物，“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56]。这些地头蛇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强迫自己控制下的劳动人民参加地主武装，在短期内就集结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被指派为头目的都是明宗室、乡绅和富商大贾。[57]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开封城内的守御力量。但是，人民群众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甚至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仍然有贫苦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投奔义军。如开封城里一位名叫孙忠的锻工，便私自打造了几百个箭镞，写下手折一个，内称义军为“天兵老爷”，拟趁开封当局放饥民出城采青的机会混出城去。不幸被把门的军士搜出，结果被惨无人道地用长钉将四肢钉在城门上，壮烈地牺牲了。[58]

起义军首领们总结了两次进攻开封失利的教训，决定改用长期围困的策略。除了把主力用于包围开封以外，还“分党四出，势如破竹”[59]，两个月内就攻克附近三十多座州县，使官军据守的开封变成了汪洋当中的孤岛。为了争取城内明朝文官武将停止抵抗，义军曾以李自成的名义，写了一件文告用箭射入开封城里。告示原文如下：

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慎勿沉迷，自贻后悔。[60]

这件告示很值得注意，它不仅表达了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力图减轻双方军队的伤亡和城中百姓的苦难等愿望，也反映了义军在政治上更臻成熟和在组织上的变化。李自成长期沿用的“八队”（或老八队）营号，这时已经改为“奉天倡义营”，他自己的闯将称号也随之改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这说明到崇祯十五年五月以后，原来时分时合的各支义军开始走向统一，李自成的领袖地位逐渐形成。“奉天倡义”的营号，明显地具有号召各路义军和广大群众共同推翻明王朝的意义。告示中命令开封城内的明朝官僚立即投降，并且宣布“照旧录用”，表明义军已有建立政权的明确意向。

李自成发布的文告，给开封城里的明朝官僚指明了出路，然而，这批家伙仍然把希望寄托于明廷调集兵力把他们解出重围。他们对义军的文告置之不理，继续负隅顽抗，从而给开封城内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城，城内的粮食所余无多，普通居民大批地饿死，明官僚却趁机大肆搜刮。他们强行摊派民户交粮，无粮的折银缴纳。开初每石食粮折银八十两，后来增加到一百三十两。交不出粮食和银钱的就“先捉幼男女以大针数百刺其肤，号叫冤惨”[61]，甚至有的富室缴纳了上万两白银仍不免于拷掠而死。守城的官军持巡抚的令箭闯入民家搜粮，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无处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62]。市上粮价飞腾，“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钱一斤”[63]；后来完全断市，有钱也买不着食物。城里粮食告绝后，居民们吃牛皮、皮袄、药材、水草、瓦松、马粪、胶泥等以求苟延时日，最后竟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悲惨局面。官军更公然以人为粮，“将军密计抚军颔，肥瘠皆堪充军食”[64]。

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间，明官僚见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开封城的陷落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责，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决定把黄河大堤决开，企图放水淹没开封和围城的义军，自己则事先打造好船只准备逃命。九月十五日夜，官军决堤，大水如山崩而至。除了一小撮反动官僚拥簇着周王朱恭枵登舟逃出以外，整个开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没。义军战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处避水，被洪水冲走的仍有一万多人。时人陈之遴写了一首《汴梁行》说：“守臣登陴但垂泣，面若尘土心寒灰。绣衣使者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九重闻报空痛心，缙绅万舌缄如喑。”[65]揭露了明官僚决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水淹开封，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仇视人民的反动本性。事后，在朝廷上虽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开封城守官员自行决堤淹城的责任，朱由检却认为他们在起义军三次进攻开封时始终顽强抵抗，表现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因此不仅不予处罚，反而“念其劳苦”，奖励有加。黄河大堤被决开，给附近州县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侥幸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没而号泣呼天，颠连无告。明朝廷对此竟熟视无睹。到崇祯十七年正月，这个罪恶的王朝即将受到最后的清算时，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竟然异想天开，提出派人去开封捞取水中沉银。崇祯皇帝听说有银可捞，立即食指大动，催促火速进行。大学士蒋德璟等人会商后回奏说：“至枢臣所奏汴城捞银一事，其名不甚雅。欲专责抚按，又恐别有漏卮。察得工臣周堪赓见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复之举，权令相度而去其积水，捞出余银，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饷之实，似亦事理之可行者。”[66]朱由检欣然批示：“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67]明末开封一城变迁的首尾，集中地表现了朱由检之流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口诵“爱民如子”，实则光顾一己私利的蟊贼。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人民觉悟了，明朝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剥削阶级总是擅长栽赃陷害的，在决河灌汴的问题上，他们又一次施展了颠倒黑白的伎俩，按照开封城守官员编造的谎言，把罪责推到起义军的头上。[68]某些史籍的作者则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方式，说明朝官僚决朱家寨大堤，起义军则“反决马家口”[69]，企图让义军为明朝官僚分担罪责。这种诬蔑之词不仅根本违反事实，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经过长期围困之后，开封城已像熟透的果子一样，眼看就要落到义军手中，李自成等人怎么可能去决堤淹城，使胜利果实付之东流呢！

从崇祯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等部义军先后三次进攻开封，特别是第三次集兵数十万围困了四个多月，期在必拔，原因究竟何在呢？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张开封的富庶，把义军的全力攻汴说成是为了掠得子女玉帛，这种解释是荒唐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开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明汜水县知县周腾蛟上言：“职之痛哭哀吁者，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也。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70]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为天下腹心，开封又中原腹心，闯贼耽耽窥犯为谋甚狡。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71]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第六节　侯恂督师和起义军一败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广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节制。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噪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时人谓之‘左府幕客’”[72]。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儆百。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73]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由于有这一番遭遇，他对侯恂自然怀有好感。崇祯帝知道个中原委，认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关系加以笼络。崇祯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当时因事下狱的侯恂放了出来，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兵，让他组织官军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是河南归德府人，对家乡情况比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奏疏中说：

侯恂的奏疏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明政府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与义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因此，他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湖广坐镇于左良玉军中相机行事。他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义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左良玉部由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起义军于河南。就昏聩的明廷来说，这可算是有点战略眼光的主张。不过，侯恂的建议即便为朱由检所采纳，也未必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以李自成为首的达数百万的义军固然会碰到粮食困难，但绝不会像侯恂一厢情愿地设想的那样蹲在河南挨饿。侯恂提出的责成与河南接境的各省督抚保境自守，“断其奔逸之路”，不过是杨嗣昌“十面张网”的翻版。这里的关键在于，当起义军决策所向时，担负防堵的督抚能否顶得住。一旦防堵失败，首当其冲的方面大员势必成为侯恂的替罪羊，这正是侯恂狡猾之处。

这年九月，明河南官僚在救援无望的情况下，挖开黄河大堤淹没了开封。同年闰十一月，侯恂也被罢去官职，重新关进了监狱。

下面再谈陕西官军的动向。新任总督孙传庭原是陕西巡抚，崇祯十年十月和总督洪承畴一道奉调率领陕西官军勤王，洪承畴被任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不久由于他同杨嗣昌等人矛盾激化，担心祸及，便自称耳朵聋得连大炮声都听不见，请求解任。崇祯帝发觉他假报病情，一怒之下，把他关进监狱。崇祯十五年汪乔年兵败身死，朱由检想起他过去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相当卖力，又再次起用。召对时问他需要多少兵。孙传庭在班房里蹲了三年，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以为起义军的力量还同当年一样，随口回答有五千精兵就够了。朱由检大喜，正式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接任以后才发觉，世事的变化早已超出他的预料，立即上疏说：“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77]朱由检认为他出尔反尔，在奏疏上批示道：“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不得过执取咎。”[78]孙传庭无可奈何，在诛杀总兵贺人龙整饬军纪后，就加紧练兵，准备以三边兵力出关同义军决战。这时，开封已经岌岌可危，崇祯皇帝急不可耐，下诏以巡按御史苏京监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催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上疏说兵是新募来的，缺乏训练，不能打仗。朱由检拒绝考虑他的意见。孙传庭被迫出师，于是年九月以总兵高杰为中军，另调总兵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大举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没的消息，就领兵向南阳进发。李自成和罗汝才带着义军西向迎敌。十月初一日，两军在郏县地区大战。战前，孙传庭命总兵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由总兵牛成虎领兵出战。兵刃既接，牛部伪装战败向后撤退。李自成部义军中计追入伏中，官军伏兵尽起，牛成虎部也回头死斗。义军大败，向东撤走。官军在后面紧追，见起义军丢下的甲仗物资很多，纷纷争着抢东西。罗汝才部义军当时驻扎在名叫香山的地方，望见李自成部失利，官军争夺财物乱成一团，就抓住战机出击。官兵措手不及，左勷、萧慎鼎部首先溃败，他部也立脚不住跟着逃窜。义军转败为胜，杀官军士卒数千名、将校七十八人，夺得大批战马。孙传庭收拾败军退入潼关，把萧慎鼎斩首示众。左勷因为是宿将左光先的儿子，只罚他赔偿两千匹战马抵罪。孙传庭上疏自劾，朱由检无可奈何，只好责成他立功自赎。[79]

第七节　革、左五营同李自成部义军联合作战和攻克汝宁

崇祯十年以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支义军经历了一个时分时合的过程。后来，一部分集中在湖广郧阳、襄阳附近，形成了以张献忠、罗汝才为核心的集团；另一部分活动于南直隶、河南、湖广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形成了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81]五营联合作战的比较稳定的集团，这就是所谓“革、左五营”。

革、左五营的实力相当可观，当时任明朝安庐、池太巡抚（皖抚）的郑二阳在奏疏中说过，“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82]。他们主要是依托大别山脉（史称英霍山区）开展斗争。这里形势险要，且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东面对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构成威胁，东北方向则是凤阳皇陵，西面同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相距不远，可以收到相互呼应的效果。五营作战机动灵活，使官军常常处于被动。史载：“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83]明廷为了保卫南京和凤阳、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结军队加意防守。这就牵制了官军的力量，客观上对其他各支义军是个有力的支援。

崇祯十三年冬，当杨嗣昌集中兵力追击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的时候，朝廷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革、左五营。明监军道杨卓然就亲自跑到潜山、太湖山区，面见五营领袖，企图以口舌之功诱使他们接受朝廷的招降。五营领袖回答说：“吾等皆有绝世之才，朝廷无所用，余故皆因饥荒为盗。若国家处置得宜，焉知不可为忠义之士乎？且吾闻刘国能、李万庆十余营前后归诚，为国家效死，勠力行间，顾余独不能乎？但吾众且十万余，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饷从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84]杨卓然答应一面转报朝廷，一面指定黄州府属山区为革、左五营的安插地，以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广济、蕲州加派的新饷给之，号曰“新民”[85]。双方一度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到崇祯十四年，明廷因种种顾忌，在招安问题上犹豫不决；李自成和张献忠部义军又在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阳、襄阳的惊人战果，农民战争业已转入**。革、左五营领袖才又重整旗鼓，开始了主动出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说：“革、左称降，劫掠自如。杨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阳、洛阳皆破，闯、献并横，革、左大肆攻剽。诏谕兵部：革、左肆毒，扫**无期，必分地责成，庶克底定。今命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凤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杨卓然赞画搜剿，朱大典进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

在粉碎孙传庭部的进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经准备乘胜尾追，夺取陕西。革里眼贺一龙却提出，汝宁的兵马还很多，不可轻视。李自成也“恐诸军议其后”[88]，于是决策向汝宁进兵。闰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分道由上蔡、舞阳向汝宁进发。十三日，义军完成了对汝宁的包围，开始攻城。杨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监军孔贞会以四川兵守东城。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义军势大难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场，主张开门投降，被杨文岳阻止。[89]十四日，起义军战士用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墙，一鼓百道并进，攻克了汝宁府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孔贞会都当了俘虏。李自成亲自审问杨文岳，杨坚持反动立场，破口大骂。自成大怒，命人缚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轰毙。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90]自成封朱由樻为襄阳伯，不久，连同他的亲属一起被处死于河南泌阳。

这样，从崇祯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到十五年闰十一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不仅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和豫东少数州县），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而为尔后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战果是极其辉煌的。

汝宁战役之后，起义军确立了对河南大面积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一、义军对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91]，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同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二、在流动作战阶段，起义军将士的家属随军行动，给作战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开始把家属留在某些城镇[92]，从而提高了义军的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它的正规化。三、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过去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文人充当顾问、军师，参与谋划和办理文书事宜；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当官吏。有的史料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已举行了科举，“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没于朱仙镇，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掠，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截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93]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广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设的地方官员有许多是河南籍的举人、生员来看，可以证明义军领导人在河南时已经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四、随着守土政策提上日程，许多新的问题都迎面而来，如恢复社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与粮饷问题，等等。从有限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属草创，难以划一。“守土不流”局面的出现，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改变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义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变化。历史早已证明，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在理论上设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无济于事的空谈。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早在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置官留银”，募兵设守，结果碰了钉子。这以后总结教训，改为破城下邑拆毁城墙的策略，使义军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了运动战的威力。军事上的一连串重大胜利，创造了建立地方政权的可能性，义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抓住了这种时机，从崇祯十五年底开始在河南派设地方官员，为此后不久襄阳政权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几次粉碎官军的大规模围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变成起义军的前进基地呢？除了这里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崇祯十三、十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起义军经过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对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河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时，河南遭受连年大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义军所到之处，废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钱粮，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94]，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义军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95]的政策，既打击了官僚地主，也弥补了军队的食用。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96]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97]，穿着方面“衣帽不异人”[9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99]。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100]，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囷“令饥者以远近就食”，对其他“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也“籍其家以赏军”[10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102]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拼死的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杀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封建统治的辩护士。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