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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002（第1页）

第七章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002

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的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一女者如**吾母”[103]。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104]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105]。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106]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07]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108]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109]。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深得人心的。

[1]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什么路线进入河南的问题，请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于到达河南境内的具体时间，由于所见材料有限，还不能得出结论。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记载的时日都偏迟了一些。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贼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为十七日。根据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的记载，李自成在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经“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当时任明政府河南游击将军的高谦，在其所撰的《中州战略》里，也记载他在崇祯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抚李仙风谕帖说：“近据宝丰、鲁山塘报，皆云闯贼哨马四出，老营不动……”当时高谦统兵在外，考虑到宝丰、鲁山塘报送到省城开封和李仙风谕帖送达高谦的时间，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动向最晚不能迟于十月。何况，宝丰和鲁山距陕豫交界处已有相当一段路程。另据《嵩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当系十三年之误），闯贼李自成败亡，仅数百骑遁入嵩、卢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万安、田湖、新庄及樊店盘龙寨、西崖山寨，掠万人，连破宜阳、永宁等县，饥民从者已十余万”（见康熙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十，《杂志·灾祥》附录“被兵始末”；又见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还曾经在嵩县、卢氏一带深山里休整。依据这些材料，做出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秋天已经进入河南的判断，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证明《豫变纪略》所说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实。

[2]　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一八《艺文》，《崇祯十四年乞免钱粮疏》。

[3]　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4]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眼荒说》。

[5]　《豫变纪略》卷二。

[6]　《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8]　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宜阳和永宁的时间前后倒置，实际上攻克宜阳是二十一日，克永宁是二十七日。

[9]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记牛金星是“乙卯举人”，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启辛酉举于乡”，辛酉为天启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选举》、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三《选举》、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五《选举表》，都说牛金星，字聚明，“天启丁卯科”举人。嘉庆《宝丰县志》还说：“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按：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崇祯）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为是。”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述大顺军队长姚奇英之言，亦谓牛金星“系丁卯科举人”。可以断定，牛金星在天启七年中举，其他的说法都不对。

[10]　《国榷》卷九七，记崇祯十二年四月七日“河南贡士宝丰牛金星有罪戍边”。关于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狱论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各种史籍的说法略有不同，可参见赵士锦《甲申纪事》、郑廉《豫变纪略》、耿兴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砺传》《卫桢固传》、康熙五十六年《城固县志》卷七《石可砺传》。

[11]　《豫变纪略》卷三。

[12]　关于谶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来由和流传情况，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江苏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一文中，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杨绍溥同志在提交第一次清史讨论会的《关于李自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与农民起义》论文中，做了详细的讨论，可资参考。《明史》卷一一八载，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觊觎大宝，“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李清《三垣笔记》下卷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后，御史张孙振云：“皇上御讳为十八，所云‘十八孩儿与胡战者’，非谶乎？此万年祚也。”说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当主神器”的传说不绝如缕，不仅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在统治集团中也颇有市场。

[1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14]　请参看《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谈李岩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5]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16]　同1。

[17]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卷八；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18]　一说王绍禹部卒用绳索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19]　《谈往录》卷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

[20]　《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1]　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　《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祺之子吕璜在《吕太傅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成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剿，何逼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

[23]　《绥寇纪略》卷八。

[24]　《豫变纪略》卷三。

[25]　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李自成以邵时昌为河南伪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说以邵时昌“总理城守”，不详授何职。这里是根据当时随李仙风领兵重占洛阳的明游击将军高谦所作《中州战略》。

[26]　《平寇志》卷四；《绥寇纪略》卷九。

[27]　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28]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喜，署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这种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当地居民自发地支持起义军；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李自成这时还没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没有分拨军队留守地方。

[29]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陈泰来在《上河南沦陷安集讨贼疏》中说：“臣闻贼之蹂汴也，破一城即尽其城而毁之。其无大志、奸谋，于此毕见。故臣昨冒昧具疏，以为非贼之利。然贼之设心，以为城郭不存，则守令不能露处，无守令而民散，虽欲不从我不得也。”（见《陈节愍公奏稿》卷上）陈泰来听说起义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把城墙拆毁，以为这表明起义军领导人胸无大志，其实是误解了起义军的战略意图。

[30]　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疏》，见《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记载，朱由检说：“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讫大痛，掩袖流涕。”（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1]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

[32]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