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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002（第2页）

[33]　《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34]　李光壂：《守汴日志》。

[35]　同1。

[36]　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陈永福射的，崇祯十六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时还说过“亲集矢于王目”的话。《守汴日志》《豫变纪略》等书则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时任明军守备）射的。还有的史籍说是官军士卒所射，陈德据为己功，向朝廷请赏。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遂攘为其子陈德之功，以守备擢游击。”又根据一种传闻，说是谢三所射，“三名不显，故为陈所掩云”。

[37]　《守汴日志》。

[38]　李自成、罗汝才两部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祯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39]　《绥寇纪略》卷九。

[40]　今湖北钟祥县。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前的旧邸在这里，他的父亲兴献王（后追尊为帝）的陵寝也在这里。

[41]　按，颍河流经项城东南，项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项城和汝宁之间，可能河名有误。

[42]　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灾祥志》记：“崇祯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陨。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绕城安营，贼不敢窥。”同书卷六《人物志·名宦》附《总督傅公全项纪略》有更详细的叙述，也说双方作战地点在项城南火烧店；没有提及起义军赚城事，而说傅宗龙死后，“余兵抵城下，遇贼至辄挥泪奋击，无不以一当十者，项赖以全”。看来，《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记起义军“遂攻陷项城，屠之”，是靠不住的。

[43]　见《平寇志》卷四。这条史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非常注意宣传鼓动工作，《九问》《九劝》之词估计是用问答方式通俗地阐明起义军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关于李自成称闯王的问题，由于史料既芜杂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许多史籍说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李自成即继为闯王。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崇祯九年以后，明政府任事官员（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时仍称之为闯将。崇祯十四年以后确实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称作闯王。按我个人的浅见，闯王和闯将本来都是绰号，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闯将晋级为闯王的问题。李自成直到崇祯十六年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时，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也还没有称王。看来，李自成的“闯王”称号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后，中原百姓和起义军士卒感到称他为闯将不雅，改呼闯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会把绰号闯将改为闯王，也未必会把闯王作为自己称王的名号。正如崇祯八年起义军东下南直隶等地时，民间呼起义军首领为千岁一样，李自成对百姓和部卒等称他为闯王没有必要加以制止。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仍有待于研究。

[44]　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义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义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　朱聿键在崇祯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戒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人，圈禁凤阳高墙。其弟朱聿镆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聿键在弘光帝登极于南京时遇赦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46]　《汪忠烈文行录》卷上。

[47]　顾炎武《明季实录》、边大绶《虎口余生记》所载，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祖、父墓的塘报中说，“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汪乔年的回札亦云：“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云：“闯贼破洛阳后，声势日张，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如果这个说法可信，那么掘墓的初谋就出自明朝廷，录以备考。附带说一下，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亲自率领李过、刘芳亮部大军攻陕北，途经家乡米脂。米脂士民因发墓事惴惴不安，谣传将要屠城；李自成只处决了一个参与策划并且积极探访墓地所在的生员，其他一概不问。后人有诗云：“李王一怒返梓乡，恸削先茔恨莫赎。”“农夫走说毫无犯，士女闻言喜欲狂。”（见民国《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李自成的胸襟多么开阔了。

[48]　《国榷》卷九八。

[49]　《汪忠烈文行录》卷上。《豫变纪略》卷四亦载此语，但较简略。

[50]　顺治八年《襄城县志》记：“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闯贼李自成围督师汪乔年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卷七，《杂志·灾祥附变乱》）

[51]　《守汴日志》。

[52]　《豫变纪略》卷四。

[53]　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艺文》中，卢宜《表忠记》。

[54]　《绥寇纪略》卷十一附纪《豫抚陈益吾与同年许霞城书》中说：“朱仙镇之败，良玉以七千之众率先倡逃，致十八万人马一齐溃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复问。”

[55]　朱仙镇之役，《国榷》卷九八记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匮书后集》卷一载于七月，时日均误。这里是根据李光壂《守汴日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和郑廉《豫变纪略》。

[56]　《守汴日志》。

[57]　在开封战役中，富商大贾们站在明政府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自成当时尚未提出“平买平卖”的保护商业政策；二是开封巨商主要是为藩府和官绅服务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参看佚名《如梦录》。

[58]　白愚：《汴围湿襟录》。李光壂《守汴日志》中也谈到，有霍卖婆“假采菜出城”为起义军提供城内消息，李自成赏以金银六锭，入城时被搜出，明政府“遂禁妇女出城”。

[59]　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明崇祯十五年河南开封府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揭帖》。

[60]　郑廉：《豫变纪略》卷四。白愚：《汴围湿襟录》也记载了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郑廉所记说，明朝文武官员如果“仍旧延抗”，起义军破城后将严惩不贷，“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白愚文本却说：“本营不日决黄河之水，恐尔辈尽葬河鱼腹中矣！”看来，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决河灌汴之后，为了嫁祸于起义军，私自偷换了文告的文字。

[61]　《守汴日志》。

[62]　《守汴日志》。又，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记：“乃又有一二职官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逐门挨户，掘地排闼，不为人留一糠秕，犹然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夹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甚至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室，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

[63]　马士骘：《汴城围陷述》，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艺文》。

[64]　王紫绶：《大梁宫人行》，见郑廉《豫变纪略》；又见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四，《艺文四》；《河南通志》卷七三，《艺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将军指总兵陈永福，抚军指河南巡抚高名衡。马士骘《汴城围陷述》中也说：“壬午夏初，卷土重来，粮尽援绝，掘罗无计；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饥者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无一二矣。”

[65]　陈之遴：《浮云集》卷四。按，决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级文武官员串通密谋的结果，具体执行人为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徙，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撼。皆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垣初刻》）陈之遴诗中所云，出奇算之“绣衣使者”即指严云京。崇祯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己诏，也把决河灌汴列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孰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劾》）

[66]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回奏议调宁兵及汴城捞银揭帖》。

[67]　同1。关于明亡前夕明政府的“汴城捞银”，薛所蕴有《汴中曲》云：“省括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余丈，云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掘才一尺，干粮用尽无气力。略倚铁锹定喘息，长官鞭扑风雨急。长跪长官莫楚毒，掘得金银将身赎。熬来万苦与千辛，不见朱提见石骨。”（乾隆四年《祥符县志》卷二○，《艺文·七言古诗》）

[68]　开封淹没后，崇祯帝曾召问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两天后虽有给事中陈燕贻劾“黄澍决水灌城之失”，朱由检却包庇“不问”（见《国榷》卷九八）。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多沿袭此说，例如康熙四十六年爱新觉罗·玄烨巡视河工时曾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也有类似记载）

[69]　这种说法充斥于封建史籍，如《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传》云：“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

[70]　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

[71]　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