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
“嗯!”诺厄道,“报酬多少?”
“你可以像上等人一样生活——烟酒食宿一律免费——你赚的钱一半归你,那姑娘赚的一半也归你。”费金先生答道。
诺厄·克莱波尔是个不知餍足的人,如果他能自由选择,这样诱人的条件接不接受还不一定呢。可他转念一想,要是拒绝的话,这位新朋友就可以立刻把他扭送到法官那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曾发生过),于是他的态度渐渐软化下来,表示这份工作还算合适。
“不过,你看,”诺厄说,“我的同伴能干许多活儿,所以我希望自己只做点很轻松的活儿。”
“做点轻松有趣的活儿?”费金逗引着他。
“啊!就是这么回事。”诺厄答道,“你看眼下我合适干什么?最好是不大费力气,又没什么危险的,你知道。我就只想做这样的事!”
“刚才我听你提到了跟踪别人的事,亲爱的。”费金说,“我的朋友急需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哎呀,我确实提到了这个,也不介意有时候干上一次。”克莱波尔先生慢悠悠地应道,“不过,这种事本身赚不到钱,你也是知道的。”
“这倒也是!”老犹太说,陷入了深思,或者说假装陷入了深思,“没错,恐怕确实赚不到钱。”
“那你怎么想呢?”诺厄问,焦急地看着他,“是不是可以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只要十拿九稳,而且风险也不比待在家里大。”
“你觉得在老太太身上打主意怎么样?”费金问,“把她们手里的提包和袋子抢走,一拐弯就跑掉,倒是可以赚一大笔。”
“可她们会大喊大叫,有时还会在你身上乱抓乱挠,不是吗?”诺厄问,连连摇头,“我觉得这不中我的意,就没别的事可干吗?”
“有了!”老犹太说,一手搭在诺厄的膝盖上,“撂崽子。”
“那是什么意思?”克莱波尔先生问。
“‘崽子’,亲爱的,”费金说,“就是被母亲派去办事的小孩,身上往往带着六便士或一先令的银币;‘撂’,就是拿走他们的钱——他们总是把钱捏在手里——把他们推到阴沟里,然后若无其事地慢悠悠走开,就像他们是自己掉进沟里摔疼了一样。哈哈哈!”
“哈哈!”克莱波尔先生放声大笑,欣喜若狂地踢着双腿,“老天,这就是我想干的活儿!”
“当然是啦。”费金应道,“我们可以在卡姆登镇和巴特尔桥那一带给你找几块好地盘,那里总有小孩被派出来买东西。白天无论什么时候,你爱撂多少崽子都可以,哈哈哈!”
说着,费金用手指戳了戳克莱波尔先生的腰,两人一起狂笑不已。
“好吧,就这么办!”诺厄说,这时他已止住了笑,夏洛特也回来了,“明天约在什么时候见面?”
“十点怎么样?”费金问,见克莱波尔先生点头同意,他又补充道,“我跟那位好朋友说的时候,该怎样称呼你呢?”
“博尔特先生,”诺厄答道,他对这种紧急状况早有准备,“莫里斯·博尔特先生。这位是博尔特太太。”
“在下愿为您效劳,博尔特太太。”费金边说着边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样子颇为滑稽,“希望不久后能对博尔特太太有更多的了解。”
“这位绅士的话你听见没,夏洛特?”克莱波尔先生大吼道。
“听见了,诺厄,亲爱的!”博尔特太太答道,伸出一只手来。
“她叫我诺厄,是一种昵称。”如今的莫里斯·博尔特先生——从前的克莱波尔——转头对费金说,“你明白吗?”
“噢,我明白——完全明白。”费金答道,第一次讲了真话,“晚安!晚安!”
费金先生一再道别,又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之后,终于动身走了。诺厄·克莱波尔叫他的好太太集中注意力,然后便开始告诉她自己做出的安排。那不可一世、自命不凡的神气,不但无愧于他男子汉大丈夫的身份,而且彰显出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这位绅士刚接受了去伦敦及其周边撂崽子的特别任务,并为此深感光荣。
[1] 连接伦敦和北方的爱丁堡之间的长途马车线。沿路有旅馆、马舍等设施。
[2] 18世纪末,德国医生萨缪尔·哈内曼提出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理念是“以毒攻毒”,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引起某种疾病症状的极小剂量的物质,就能缓解一个病人身上的类似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