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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页）

“原来是这样呀？”他轻声叫道，“啊，原来是这样……”

这时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59]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的脸忽然变得非常难看，他开始愤怒地，用高得令我吃惊的、很不自然的尖细、嘶哑的声音讲了起来。

“这篇童话故事非常吸引人！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一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应该去神学院，可是却上了大学。我父亲是一位神父，和我断绝了关系。我在巴黎钻研人类不幸的历史——人类进步史。我写过东西，没错。噢，这一切又能怎样……”

他跳到椅子上，仔细听了听，然后对我说：

“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出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问题不在于这些言辞，但恰恰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是我生平头一次所听到的，而且是通过这种尖锐的、**裸的方式听到的。由于兴奋，他尖叫一声，诚惶诚恐地把目光盯住通向内室的门口，屏息静听了片刻，见没什么声音，才又小声说起来——几乎是咬牙切齿：

“要知道，每个男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他讲起女人的时候，轻声细语，显得很神秘；用的词我从未听说过，援引的诗，我也从未读过——他突然变得很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60]、菲娅美达[61]、劳拉[62]、妮农[63]，”他一口气小声地给我叫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并且讲了一些坠入爱河的国王和诗人们的故事，朗读了一些法国人写的诗歌，同时用他那一直光到肘腕子的纤细的胳膊打着节拍。

“爱情和饥饿主宰着世界。”[64]我听见这热切的低语声，想起了这句话曾经作为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王》的标题，因此它在我的心目中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65]。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想法使我感到万分惊讶。

我是一大早就离开厨房的——墙上的小时钟刚指到六点零几分。我踏着积雪，在茫茫的晨雾中向前走去，耳边是暴风雪的吼叫声。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备受煎熬者的愤怒的尖叫声，觉得他的话语好像就卡在我的喉咙，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想回到面包作坊去，不愿见任何人，于是，我身上披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鞑靼镇的街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天空放亮，在大雪飞舞中开始看到市民的身影为止。

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66]，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67]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68]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但是，这些思想对于我已经不像第一次接触到时那样吃惊了。

只是在大约两年以前——从头一次谈论这个话题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突然从一个工人老朋友嘴里听到了几乎是同样的话，同样的思想。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己是个“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69]而设立的呢？[70]”

“犹太人可不这么想……”

“鬼晓得他们是如何想的，一个愚昧的族群。”他一面回答，一面把烟头扔向河里，看着它往下落。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的石头凳子上，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明月当空；白天我们俩净瞎忙活了，千方百计地想做点好事，但是事与愿违，最后弄得自己非常疲惫。

“您和我们总在一块儿，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爱动，不那么安分，自古以来他们就常常聚众造反，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作为空想家，为了形而上的目标，便起来造反——所有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为了乌托邦[71]理想而聚众造反。一个空想家起来造反，而各种废物、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也跟着来了，都是出于一种愤恨的情绪，因为他们发现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们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必须争取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合理分配的权利。一旦他们最后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会去管理国家吗？绝对不会！大家将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您是说机器设备吗？它只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拉得更紧，把我们勒得更狠。不行，必须摆脱不必要的劳动。人需要安宁。工厂和科学都不能给人以安宁。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当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子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呢？人们聚居的地方，自来水、下水道、电气设备，一应俱全。可是，请设想一下，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生活将是多么轻松！不，我们有许多东西都是完全多余的，而且这一切东西，都是知识分子们搞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是个有害的阶层。”

我说过，谁也不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把生活搞得完全没有意义，彻头彻尾的没有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最自由的人，”我的交谈者嘿嘿一笑，“不过，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不会表达罢了……生活，应该过得简单一些，那样人们就会感到更惬意一些……”

此人从来都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的思想发展，我是知根知底的。

跟他谈过后，我不禁想：怎么，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

这时，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72]的诗句：

我是保守者吗？噢，不！

我一如既往，依然故我——

我不喜欢调换棋子，

我要把整个棋局推翻。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后来的都要英明，

它本可以摧毁一切——

自然，我是指世界洪水大泛滥。

须知，挪亚成了主宰[73]。

但那次魔王还是受到了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