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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3页）

啊，如果此事能办得诚实一些，

我自当助上一臂之力——

您来呼风唤雨，大发洪水，

我呢，在方舟下放置一枚鱼雷——

何乐而不为！

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小杂货店收入微薄，可是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儿”却越来越多。

“必须得想个办法。”安德烈愁眉苦脸地摸了摸胡子，心里有些内疚地微笑道，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他这个人自己总是认为应该一辈子帮助他人，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件苦差事，虽然他自认为应该受这份累，但有时候仍不免为此感到苦恼万分。

我不止一次变着法儿地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好像没听懂我问话的意思，回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时，话说得文绉绉的，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谈到人民生活之疾苦和让人民受教育、增长知识的必要。

“可是人们愿意吗？他们渴望得到知识吗？”

“咳，怎么不愿意呢！当然愿意啦！您不是也愿意吗？”

是的，我是愿意。但我想起了历史老师说的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与刚满十七岁的人谈论这样尖锐的思想问题是非常有害的；这种谈论会使人们的思想变得麻木迟钝，大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觉得我看到的总是同一种现象：人们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只是因为，这些故事能够帮助他们暂时忘掉痛苦的，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杜撰的成分”越多，他们就越爱听。他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种有许多美丽“谎言”的书。简单说吧，我好像是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了。

安德烈·杰连科夫想开一间面包店[74]。记得我们曾经详细地算过一笔账，估计开业后每投入一个卢布，就可以赚取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自己人”，我当然是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督，不许他暗中偷盗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这样我便从又脏又大的地下室搬进一间比较干净些的小一点的地下室——这里的卫生工作由我负责。和四十个人的作坊不同，这里我面对的只有面包师一个人。他两鬓斑白，留一撮山羊胡，面孔干巴消瘦，一双黑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嘴巴的样子怪怪的：像鲈鱼的嘴那样小，嘴唇肥肥厚厚的，噘得好像要跟人接吻似的。眼睛深处透出某种嘲讽的意味。

当然，他会偷东西。工作的头一天夜晚，他就把十来个鸡蛋、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搁到一边去了。

“这些东西——是打算做什么用的？”

“给一个女孩子，”他和颜悦色地说，然后皱皱鼻子，补充说，“一个很好的姑娘！”

我试图说服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不知是我缺乏口才，还是我自己也不大相信我说的话，反正，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

面包师躺在放面团的柜台上，望着窗外的星星，惊讶地嘟哝着说：

“他竟教训起我来了！头一次见面就一本正经地教训起人来了！自己的年龄比我小两三倍！这也太可笑了……”

他看完星星，问道：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在谁那儿干过活？在谢苗诺夫那儿？发生暴动的那个地方[75]？是这样啊。喏，就是说，我在梦里见到过你……”

几天后，我发现这个人特别能睡，不管什么姿势，想睡就睡，甚至站在那里，扶着铁锹把也能睡着。睡的时候，两道眉毛微微抬起，脸的模样有点变形，怪里怪气，露出一种惊讶、讥讽的表情。他最喜欢讲述有关宝藏和梦的故事。他深信不疑地说：

“我能看到地下的东西，整个大地就像一个大馅饼，下面尽是宝藏，一罐罐、一箱箱的钱币，到处埋藏的都是生铁。常常有这样的事，我梦见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浴室，浴室的墙角下埋藏有银器。醒来后，我连夜就去挖，往下挖一俄尺深，打眼一看，是一些煤渣和一副狗的头盖骨。这就是我所找到的东西！突然间，哗啦一声！窗子被打得粉碎，一个女人拼命地在喊叫：‘来人啊，有贼啦！’当然，我赶紧逃跑了，不然我会被打一顿的。这太可笑了。”

我常常听到“这太可笑了”这句话！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并不笑，他只是喜滋滋地眯缝起眼睛，皱着鼻子，张大两个鼻孔。

他做的梦没有多大意思，跟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无聊透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谈起自己的梦来竟然那么津津乐道，而谈起周围人的生活时却很不情愿？[76]

一个有钱茶商的女儿被迫出嫁，婚礼结束后回家便开枪自杀了——消息轰动了全城[77]。数以千计的青年人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警察一再地驱赶他们。在邻近面包作坊的一家小店里，人们都在谈论这场悲剧，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激昂慷慨的声音和犀利的言辞，一直传到了我们的地下室。

“这个姑娘呀，平时管教得太少了，”卢托宁说，然后他又对我说：

“我好像是在池塘里摸鲫鱼，突然，一个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竟敢在这里摸鱼？’逃是无处可逃了，我便一头扎进了水里，于是便醒了过来……”

尽管卢托宁对现实生活不太留意，但他很快还是感觉到面包店的情况有点非同寻常：卖面包的两个姑娘，不熟悉业务，老在看书；她们一个是老板的妹妹，一个是她妹妹的女友——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蛋，长着一双和蔼可亲的眼睛[78]。大学生们常到这里来，他们在面包店旁边那间屋子里一坐就是很久，不知为什么事，要么大声争吵，要么窃窃私语。店老板很少到店里来，而我这个当“帮手”的，倒好像是这个小店的掌柜。

“你跟老板是亲戚吗？”卢托宁问我，“兴许他想让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这太可笑了。大学生们为什么老在这儿窜来窜去？是为了这些姑娘……没错。喏，很有可能……虽然这两个姑娘的长相并不怎么样，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这些大学生与其说是来看这两位小姐，还不如说是为面包而来……”

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总有一个短腿姑娘出现在面包作坊窗外的街上。她好像是用大小不等的半球组成的，整个身子就像是一个装满西瓜的口袋。她的两条腿伸到地下室窗外的洼坑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喊道：

“瓦尼亚！”[79]

她头上包一块花头巾，头巾下露出浅色的卷发，打旋的卷发垂落在她那红扑扑、圆鼓鼓的脸上和低低的额头上，蹭得两只惺忪的睡眼直有些痒痒。她伸出两只小手，懒洋洋地将头发从脸上撩开，她的手指像新生婴儿的那样，一个个都分开伸着，非常好玩儿。有意思的是，跟这样一个姑娘能谈些什么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