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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是搭出租车从莫顿街区到东十七街唐娜家的，此刻我继续搭出租车去三十七街金居住的公寓楼。付钱给司机的时候，我想到我还没去过银行存钱。明天是星期六，因此钱斯的钱要在我手里待一个周末。除非某个劫匪运气特别好。

我减轻了一点自己的负担，塞了五块钱给门童，换取金的公寓钥匙，还编故事说我是已故房客的代理人。为了这五块钱，他迫不及待地相信了我。我坐电梯上楼，自己开门进去。

警察彻底搜查过了这套公寓。我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说不出他们有没有找到。德金给我看的案卷里的那张纸没说什么，不过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写下他想到的所有念头。

我无从知道勘查现场的警官有可能注意到了什么。说到这个，我甚至无法确定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什么。劫掠死者的警察一向存在，他们完全不把这种行为当回事，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未必特别不老实。

警察见过太多的死亡和惨事，为了能够继续面对这些东西，他们有必要将死者非人类化。我记得我第一次帮忙从廉价旅馆抬尸体出去时，死者死于呕血窒息，躺了几天才被发现。一位老巡警和我勉强把尸体塞进运尸袋，下楼路上那位老兄满不在乎地让袋子磕碰每一级台阶。他对待一袋马铃薯大概都更加用心。

我依然记得其他住客看我们的眼神。我也依然记得我的搭档如何翻遍死者的东西，找出他名下的那一丁点现金，仔细清点后和我平分。

我不想拿钱。“揣进你的口袋，”他对我说，“否则你以为这钱会去哪儿？总会有人拿走的，否则就归州政府了。纽约州政府要这四十四块干什么？揣进你的口袋，买块好香皂，把这个倒霉杂种的臭味从你手上洗掉。”

我把钱揣进口袋。后来，下楼时随意磕碰运尸袋的人变成了我，清点和瓜分死者财物的人也是我。

要我说，总有一天会循环回来，轮到我躺在运尸袋里。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我翻查抽屉和柜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没找到什么东西。就算她有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小黑本，传说中应召女郎的存货清单，也有人先我一步找到了它。当然了，我并没有任何原因能认定她真有这么一个小黑本。伊莱恩有一个，但弗兰和唐娜都说她们没有。

我没找到毒品和吸毒用具，这个事实无法证明什么，本身也没有任何意义。警察会搜刮死者的钱，也会拿走他们的毒品。钱斯同样有可能把他能找到的违禁物品全都收起来。他说过金死后他来过一次这套公寓，然而我注意到他没动非洲面具。它们在墙上瞪着我，守护这个地盘，等待钱斯用下一个渴望一步登天的年轻妓女来代替金。

霍帕画展的海报依然挂在音响上方。它也会留给下一名房客吗？

她的痕迹遍布整套公寓。我呼吸着她的气息，打开梳妆台抽屉和柜橱，翻看她的衣物。她的床没收拾。我抬起床垫，查看底下。毫无疑问，在我之前的其他人也这么做过。我没发现任何东西，我松开手，让床垫落回原处，她的香水味从揉皱的床单里飘散开来，充满我的鼻孔。

我走进客厅，打开一个壁柜，发现了她的毛皮短夹克和其他外套与上衣，还有一个摆满葡萄酒和烈酒酒瓶的架子。一瓶五分之一加仑的野火鸡抓住了我的视线，我发誓我都能感受到高度数波本威士忌的醇厚味道，能感觉到它穿过喉咙的刺痛、它涌入胃部的灼热和它一直扩散到手指与脚趾的暖意了。我关上柜门，穿过房间，坐在沙发上。我不想喝酒，几个小时来根本没想到过喝酒，但一瓶烈酒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回到卧室。她的珠宝盒摆在梳妆台上，我打开翻看。很多耳环、两条项链，一串看起来不是很真的珍珠。还有几条手链，其中有一条格外迷人，象牙质地，镶边材料像是黄金。一只俗气的毕业戒指，来自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的拉福莱特高中。戒指是金的，内侧印着14K的标记，有点分量，凭感觉就知道应该值点钱。

这些东西会归谁呢？她留在银河都会酒店的手包里有些现金，根据案卷里的记录所说，共计四百块和零钱若干，钱最后多半会送给她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但他们会飞过来认领她的大衣和套头衫吗？他们会拿走毛皮短上衣、高中毕业戒指和象牙手链吗？

我待了一段时间，做了些笔记，好不容易才走出大门而没有再次打开门口的壁柜。我乘电梯来到大堂，朝门童挥挥手，对刚进来的一名住户点点头，那是一位年长的女士，用镶莱茵石的皮绳牵着一条短毛狗。狗朝我汪汪叫，我第一次意识到金的小黑猫不知去向。我没有见到它的活动迹象，卫生间里也没有猫砂盆。肯定有谁带走了那只猫。

我在路口上了出租车，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在门口付车费时发现金的房门钥匙和我的零钱混在一起。我忘记把钥匙还给门童了，他也没想到问我要。

前台有我的一条留言。乔·德金打过电话，留下他在分局的号码。我打过去，得知他出去了，但还会回来。我留下我的姓名和号码。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我躺下，但这么躺着我完全无法休息，关不掉我脑袋里播放的磁带。我再次下楼，喝咖啡，吃芝士三明治和炸薯条。咖啡喝到第二杯，我从口袋里拿出唐娜·坎皮昂的诗。它里面有些东西想钻进我的脑海，但我找不到那究竟是什么。我又读了一遍。我不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觉得它在试图表达某种字面上的意思。我感觉它的构成元素在朝我挤眼睛，想引起我的注意，可惜我大脑受损严重，难以心领神会。

我走向圣保罗教堂。发言者用随随便便的闲谈语气讲了个恐怖的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他父亲是急性胰腺炎，母亲酒后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死于疾病，另一个兄弟因为脑水肿住在州立医院。

“戒酒几个月后，”他说，“我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担心我的大脑受损程度，于是我去找我的担保人，告诉他我在想什么。‘嗯，’他说，‘也许你已经有一定的脑损伤了。有这个可能性。但我问你，你记得今天明天的戒酒会活动在哪儿举办吗？你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路去那儿吗？’‘当然，’我说，‘这个我完全能做到。’‘那好，’他说，‘你现在需要的脑细胞都还活着。’”

我在场间休息时溜走。

旅馆前台又有一条德金的留言。我立刻打回去，但他又出去了。我留下我的姓名和号码，上楼回房间。我正在重读唐娜的诗，电话响了。

是德金。他说：“哎，马特，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我没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

“关于什么的？”

“呃，总体而言的，”他说，“这些烂事偶尔会压得我失去控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需要释放一下，喝个烂醉，嘴里跑跑火车。我没养成习惯，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这么来一下。”

“没问题。”

“绝大多数时候我热爱工作，但有些事情就是会让你失控，那些事没人愿意知道，隔一阵我就必须把这些毒素从我身体里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快结束的时候我没闹得太出格。”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什么错事。我不确定他昨晚的记忆到底有多清晰，他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喝断片儿。也许他只是有点意识模糊，不确定我怎么看待他醉后吐的真言。

我想到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别想了，”我说，“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

“哈，这句话我要记下来。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多半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