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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大学吗？”

“他又不会给我看毕业证书。”

“不是这个，他肯定说过话，对你或者对她。他听着像上过大学的还是像混街头的？”

“他听着不像混街头的。他是一位绅士，很有教养。”

“结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们不都是这样吗？没结婚就用不着买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说不定还买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兴。”

“他戴结婚戒指吗？”

“我不记得有没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许戴了，也许没戴，实在想不起来了。”

他记得的并不多，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印象也很可疑。它们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样有可能来自潜意识的驱动，向我提供他认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继续问下去：“很好，你不记得他穿什么鞋，但他这样的男人有可能穿什么鞋呢？高帮皮靴？一脚蹬便鞋？科尔多瓦皮鞋？阿迪达斯？还是什么？”然而再问下去，我会到达和越过效用递减点。我对他说谢谢，转身离开。

这幢楼底层有家咖啡馆，其实只是一张长台、一排高脚凳和一个外卖窗口。我坐在那儿喝咖啡，盘点我得到的情报。

毫无疑问，她有个男朋友。有人为她买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钞付账，没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这个男朋友有大砍刀吗？有个问题我没问那位毛皮销售员——“好吧，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这个男人和那位金发女郎在旅馆房间里。假设他想砍死她，他会用什么？斧子？军刀？大砍刀？说说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个会计，对吧？他多半会用笔。超细针管笔，在他手里和武士手里的利刃一样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么好，但我还是点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头看着双手。问题摆在面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能对得上了。什么样的会计会忽然发狂，操起大砍刀杀人？没错，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么爆发，但这场爆发奇异地经过精心策划，凶手用假名在旅馆订房间，血案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可供查证凶手的身份。

听上去像不像买毛皮外套的那个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觉得并不像。这位男朋友给我的印象并不符合昨晚散会后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尽管他被派来仅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温文尔雅的会计能使唤那种打手吗？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尔斯·欧文·琼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假名，连中名都没忘记加上？起假名时用史密斯或琼斯当姓氏的人往往会用乔或约翰当名字。查尔斯·欧文·琼斯？

也许他就叫查尔斯·欧文斯。也许他开始写这个名字，写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欧文斯最后的“斯”，把“欧文”当作中名。说得通吗？

我的结论是说不通。

那个该死的前台职员。我忽然想到，警察显然没有认真盘问他。德金说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听不太懂英语。但他被一家高档酒店雇用，所在的职位要和大众打交道，他的英语必须相当流畅才行。不，问题在于没人逼问他。假如有人像我盘问毛皮销售员那样盘问他，我觉得他肯定能说出点什么情况来。证人记住的事情往往比他们想象中更多。

为查尔斯·欧文·琼斯办理入住手续的前台职员叫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星期六他值晚班，从四点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电话请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去酒店逼问经理助理之前一小时左右他打了第三个电话。卡尔德伦还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问他怎么了。经理助理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他说，“你很难从这些人嘴里问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来。每次他们想逃避了，英语会话能力就会忽然变得很差。你问什么他们都说Noprendo[2]，方便得很。”

“你是说你们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前台职员？”

“不，当然不。卡尔德伦的英语很流利，电话是别人替他打的。”他又摇摇头，“塔维奥[3]这个年轻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计他以为请朋友打电话，我就没法在电话上吓唬他了。另一层意思当然是他太萎靡，没精神，无法从**起来打电话。我估计他住的是寄宿公寓，电话装在走廊里。打电话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维奥重得多。”

“他昨天打过电话吗？”

“别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我就没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声音在电话里都一个样。两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觉得是同一个人，但我没法宣誓作证，再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时间想不到。星期天呢？卡尔德伦当时是自己打电话的吗？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号码吗？”

“电话在走廊里响，我觉得他未必会出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