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明天白天你可以在布鲁克林参加一场。”
“也许吧。”
“你的工作呢,你不用上班吗?”
“暂时不去了。星期五和今天我请了病假,但就算他们最后不要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工作很容易找。”
“什么工作,送信?”
“其实是送外卖。五十七街第九大道路口的那家熟食店。”
“肯定很难受吧?你做那么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而你弟弟在大把捞钱。”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必须和这一切保持距离,明白吗?凯南要我去为他做事,或者和他一起做事,随便你怎么说好了。但我不可能做那一行还什么都不沾。倒不是说毒品会从早到晚包围着你,因为事实上并不会,你很少会亲手接触你卖的货。问题在于整体态度,或者思维方式,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关于戒酒会活动,你说得对。我自从知道弗朗辛出事了,就一直想喝酒。我说的是知道她被绑架,那时候他们还没撕票呢。我还没到只差临门一脚的那个地步,但我很难不让喝酒的念头进入脑海。我刚把它踢出去,它就立刻溜回来了。”
“你和你的监督人有联系吗?”
“我其实没有监督人。刚开始戒酒的时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临时监督人,一开始我打电话给他算是挺有规律,但后来我们或多或少疏远了。反正打电话很难找到他。我应该找个正式监督人的,但天晓得为什么,我一直没去办这件事。”
“万一有一天——”
“我知道。你有监督人吗?”
我点点头:“我们昨晚才聚过。我们通常每周日一起吃饭,坐下来过一过上周的情况。”
“他会给你建议吗?”
“有时候吧,”我说,“但之后我还是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回到旅馆房间,第一通电话先打给了吉姆·法布尔。“我刚和别人谈到你,”我说,“有个朋友问我的监督人给不给我建议,我告诉他,我总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你运气很好,老天没有一个雷当场劈死你。”
“我知道。但我决定不去爱尔兰了。”
“是吗?昨晚你似乎下定决心了。睡了一觉,忽然改变想法了?”
“不是的,”我承认道,“想法没有改变,今天上午我还去找了旅行社,搞到一张星期五晚上出发的便宜机票。”
“然后?”
“然后今天下午,有人给我一个活儿,我接下来了。你想去爱尔兰待三个星期吗?我的机票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
“你确定?损失那么一笔钱似乎很可惜。”
“嗯,旅行社说过我的机票是不能退的,而我已经付过款了。不过没关系,这个活儿我能挣到不少钱,损失得起这两百美元。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下我不会去索多玛与贝蛾拉[1]之地了。”
“听上去你是在往火坑里跳,”他说,“所以我才担心你。你总和你那位朋友在他的酒吧消磨时间,但居然还能保持清醒——”
“他替我们两个喝酒。”
“好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似乎撑下来了。但要是去了大西洋的另一边,平时支持你戒酒的体系离你几千英里远,再加上你最近的焦躁情绪——”
“我知道。但现在你可以睡得安稳了。”
“尽管功劳不是我的。”
“哦,这我就说不准了,”我说,“也许你也出了一份力。上帝行事神秘莫测。他创造的奇迹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