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了。我想,那时许多含冤饿死的人,大概也是信着这句话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欠债的债主没拿走粮食,我们的骨肉同胞在啃树皮嚼观音土,而粮食却被装上火车,送给那些我们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国?
小宋告诉我,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钢材,多到他们用不完,拿去做了路灯杆,甚至用来给他们的领袖修纪念碑,哪怕留下来打几口锅也好啊。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叫作政治经济学。他总结道。
只剩一把骨头的农民,他们就那样木讷地蹲在墙根下,眼巴巴地闻着粮站里的米香,偶尔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
我那时便想,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上最好的人民。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越过那一条无形的红线。
或许,从那天起,你的姐姐便已自绝于中国人民了。
夜更深了。
为了做贼我蓄谋已久,将妈压箱底的绝活学了个十足十。
妈在文工团早年为了排演那些宣传剧,跟苏联专家学过特型化妆术。那种面具在今天看粗糙得很,不过是用胶水、棉花和蜡做的,但在那个路灯都稀罕,只有月光拂地的年代,足够了。我将自己涂抹成一个男兵的模样(事后思量,这伪装实属多余,饿到最后男女早已变得一个形状)。
借着守卫换岗的间隙,我溜了进去,摸到一垛高耸的麻袋前,匕首割开一条口子,白花花的大米好像大漠里的流沙一样,又像森林里的瀑布带着凉意涌了出来。生的,硬的,我嚼得满嘴是血也舍不得吐。
就在我将米往怀里那个布兜里塞时,几个端着枪的守库士兵冲了上来。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起他们将我按在那麻袋上摩擦脸颊的刺痛感觉。那一刻,我唯一庆幸的是脸上贴着的假皮。只要我不开口,就没人会知道这狼狈的窃米贼,竟会是项戎山的女儿。
但那层蜡,被我滚烫的脸渐渐融化,正在我的脸上发痒。
它痒丝丝地剥落的同时,我一股委屈猛地顶了上来。我想起我那位好友,她的父职衔尚且不及爸爸,凭什么她能餐餐五荤八素,而我连行使偷一把米的特权都没有?
我破罐破摔喊出了那句我以为是免死金牌的话,我是项元帅的女儿!我爸是项戎山!
领头的排长走过来,用手电筒晃着我的眼睛,将军的女儿?哪个将军家里不是粮山米海,用得着来偷?你说你是,你就是了?
我警卫员能证明!小宋!小宋你出来!你告诉他们我的堂堂大名!
远处,草丛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小宋跑了,我孤证不立。
现行□□盗窃犯。绑起来,送保卫科!
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了。
那是英语,那会儿听到这种语言简直比听到鬼叫还稀奇。
来者是一个跟着考察团来的美国人,可能只是个记者。那个年代,外国记者四个字有一种奇怪的份量。
他看着我满嘴生米的样,没笑话我,而是说,她还是个孩子。她只是饿了。上帝会原谅饥饿的人。
干部见了外宾连声道歉,不仅没抓我,还赔着小心,塞给我两个罐头作为“压惊”。
我将罐头狠狠砸在地上,掷地有声:这是你们给外国人吃的,我是中国人,我可吃不起!
我像个打了胜仗的公鸡,一路趾高气扬地跑回了家。
推开家门的瞬间,我所有的胜利灰飞烟灭。弟弟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妈正用小勺给他喂水,清水却顺着他的嘴角不断流下来。我不敢上前,因为我清楚地看到,死神已经坐在了床边,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那一整个漫长的后半夜,我满脑子都是那两个被我砸在地上的罐头。
天还没亮,我又去了粮仓。
那位干部仍在指挥搬运,灯火通明,人影幢幢。我冲过去,抓住他的袖子,让他把昨天那两个罐头还给我。
昨日给你脸面你不要,今日倒想起乞食了?他命我速速滚开。四周的搬运工人俱都停下手里的活计,看着好戏。
就在这难堪的境地,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那位美国人走近,俯下身来平视着我,他说知道我会来。指了指旁边用油布盖着的一堆物资,他已经准备好了面粉,大米,还有适合奶粉、巧克力,以及新鲜的蔬菜。
他说,他叫杰斐逊。
我的眼中只见到一条帝国主义的豺狼。百年前的清廷,就是被这样迷了心窍,几块银圆几船糙米,便换去了满山的矿产,套取了海关税权,直至国门洞开。
我也自我介绍,我说我是项戎山的女儿,不是李鸿章的女儿!
我腰间拖着那把还没来得及去当掉、带着壮胆的日本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