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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时代（第2页）

“为你”一词给了我致命一击，我感到往昔的日子中有一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与此同时，一部分男子汉气概与自由精神在我身上苏醒过来。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便搬进了他的房间，取代了他一家之主的地位。比如说，我每个星期都要把生活费交给我的母亲，因为她不懂得如何节省开支，也不会理财。

我父亲去世后的第六个星期，他出现在了我的梦里。突然之间，他站在我面前，说他度假结束，就快回来了。他的身体状况大大好转，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以为他会因为我搬进了他的房间而发脾气。可他居然一点儿都没有生气！虽然如此，我仍觉得脸红，因为我竟想象他已经死了。两天之后，这个梦再次出现了。我的父亲已经康复，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我又一次责备自己怎么会以为他死了。后来我一直在寻思：“我梦见父亲回到家中，他看上去是那么真实，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梦中的体验令我难以释怀，而这也使我第一次思考有关死后的生活的事情。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如何继续学业便成了一个难题。我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应该在商行里谋个小职员的工作，这样才能尽快挣钱养家。母亲最小的弟弟则提出要为她提供资助，因为她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我父亲那边的一个叔叔则愿意资助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欠了这位叔叔三千法郎。其余费用，是我靠做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她收集的一点儿古董挣来的。我以高价把那些古董一件一件卖了出去，从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提成。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段穷困的日子。贫穷让人懂得珍惜点滴的快乐。我还记得有一回，有人送了我一盒雪茄当礼物。这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这盒雪茄我足足享用了一整年，因为我只在礼拜天时才允许自己抽上一支。

我很享受美妙的大学时光。大学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而富有理智，而且我总会在那里结交到许多朋友。在几次兄弟会的聚会上，我就神学和心理学问题做过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也包括非医学方面的话题。我们谈论过叔本华和康德，详细地研究过西塞罗的风格细节，还对神学和哲学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还在宗教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有一次回家时，我有幸与一位神学家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神学家曾经是我父亲的教区牧师。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著称——这一优点也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且还非常博学。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父与教义历史的知识。他还给我简要介绍了有关新教神学（Protestanttheology）的一些新观点。里敕尔的神学在当时十分流行。这种理论中的历史相对论使我感到气愤，特别是那个铁路列车的比喻。[2]兄弟会里那些与我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生，对这种基督的一生如何产生历史影响的理论，似乎都颇为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不仅愚蠢，而且还陈旧腐朽。这种理论还把基督放在了舞台的中央，认为他是上帝与人类这出戏中的唯一主角，我对此种倾向亦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绝对违背了基督本人的观点，即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世间的地位。

我认为，圣灵是不可被理解的上帝的一个化身。圣灵的行事方式不仅庄严，而且还带有奇异甚至可疑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耶和华行事的特点，而我则天真地认为耶和华便等同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意象，因为我在坚信礼上就是这样接受教育的（这时我尚未认识到，严格说来，魔鬼的概念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在我看来，主耶稣无疑是一个凡人，因此也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他顶多是圣灵的一个传声筒罢了。这种甚为不正统的看法，其实与神学上的观点相去甚远，自然会令人觉得无法理解。别人的不理解导致的失望感令我逐渐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麻木，这也使我更加确信，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发觉尽管科学为我打开了通向知识的大门，但是它能提供的真知灼见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大部分都具有同样的性质。通过阅读哲学著作，我得知乃是心灵（psyche）的存在造成了这种状况。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洞见。但是从不曾有人探讨过心灵。谁都认为心灵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有人提及它时——比如卡鲁斯（C。G。Carus）就这样做过——也并没有给出关于心灵的真正的见解，而只是进行了哲学式的思索，这种思索可能是相当轻描淡写的。这类奇怪的言论着实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稍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某个同学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有关唯灵论现象的小书，其出版于19世纪70年代。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唯灵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名神学家。我早先的疑惑一扫而光，因为我一眼就看出，书中描述的现象大体上与我从小到大在乡下反复听到的那些故事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书中的素材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关于这些故事是否真的在物理世界中发生过，我却没有在书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在哪个时代、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同样的故事都在反复地被讲述着。这背后定有原因，但是这个原因不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宗教观念在世界各地盛行，因为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这一现象一定与人类心灵的客观行为有所关联。但是，关于这个核心问题——心灵的客观本质——除了哲学家的论述，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资料了。

尽管唯灵论者的观点让我觉得古怪且可疑，却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批关于客观心灵现象的记录。诸如佐尔纳（Zoellner）、克鲁克斯（Crookes）等人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几乎读遍了当时我能找到的全部关于唯灵论的书籍。自然，我也跟我的朋友们谈起过这些事情，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他们之中既有嘲笑或表示不信我的，也有急了眼想与我争辩一番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方面，他们竟会如此坚定地断言，譬如鬼魂转动桌子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都是骗人的；另一方面，他们的争辩很明显充满焦虑，不过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事情绝对真实可靠，不过归根结底，为何就不应该存在呢？我们如何得知一样事物“绝不可能”存在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焦虑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十分有趣、引人深思。它们扩展了我的生活的维度，也使世界更有深度、背景更加丰富。举例来说，梦与鬼魂之间可能有关吗？康德的《一个视灵者的梦》（DreamsofaSpiritSeer）的出版真如及时雨一般，旋即我又发现了卡尔·杜普雷（KarlDuprel），其从哲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翻阅了埃申迈耶[3]、帕萨旺[4]、贾斯汀努斯·科纳[5]和格雷斯[6]的著作，并阅读了斯威登堡[7]的整整七卷著作。

只有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研究热情表示了彻头彻尾的支持，而我认识的其他人都十分不以为然。在此之前，我面对的只不过是传统观念的砖墙，但是现在，人们的偏见和对不同寻常的可能性的彻底否认筑成了一面铜墙铁壁。我还发现，甚至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在他们眼中，这一切比我对神学的投入还要糟糕。我感觉自己已经纵身跃向了世界的边缘。我对此处抱有炽烈的兴趣，但别人却觉得它无聊、空洞甚至令人惧怕。

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惧怕。不管怎样，认为有的事件可能会超越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并没有任何荒谬或惊世骇俗之处。众所周知，动物能够预知风暴或地震的来临。有一些梦能够预示某个人大限将至，也有在死亡的一刹那停了的钟，在危急时刻碎裂的玻璃。在儿时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这一切都被人们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现在，我却似乎是唯一一个曾听说过这类事情的人。我无比严肃地扪心自问，我究竟跌进了一个怎样的世界？显然，城里的这个世界对乡下的那个世界一无所知，乡下的世界是有着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和“上帝的思想”（植物与结晶体）的现实世界。我发现这种解释令我感到宽慰。不管怎么说，它保护了我的自尊心，至少我认识到，尽管城里的世界是一个知识的宝库，但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这一见解其实颇为危险，因为它诱使我变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并且盛气凌人，这当然使我显得相当令人讨厌。最终，这一切再次导致了昔日的疑惑、自卑和忧郁——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跳出这个怪圈。我不愿意再站在世界的边缘，被别人嘲讽地称为怪人。

当我学完最初级的导论课程后，我成了解剖学的低级助教，在随后的一个学期里，课程负责人安排我负责组织课程的讲授——当然，我对此非常满意。我自己主要对生物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也对新活力论（alistic）学说了如指掌。最使我着迷的当数最广义的形态学观点。形态学是与生理学恰好相反的学科。生理学使我非常反感，因为它需要进行活体解剖，而活体解剖的目的仅仅是进行示范。我一直都无法抛下这种感觉，温血动物并不仅仅是有大脑的动物，而是一种与人类十分类似的造物。因此，我尽可能地把解剖课减少了。我意识到，总是有人必须使用动物进行实验，但若让我来演示如何进行这种实验，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恐怖、野蛮，而且并无必要。只要根据描述，我的想象力足以让我明白整个解剖过程。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中的佛教点缀，而是有着更深刻的起源，即一种对头脑的原始态度——认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人与动物是同一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并未明确认识到这个重要的心理事实。我对生理学的反感是如此强烈，以至我的考试成绩很差。所幸我勉强通过了。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一直忙于临床实习，我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涉猎其他领域的书籍。只有到了星期天，我才能够研读康德。我也勤勉地阅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8]的著作。尼采也在我的阅读计划之列，然而我却犹豫是否要阅读尼采的著作，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在当时，尼采正受到人们的热议，但大多数评价都是负面的，且来自那些颇具学识的哲学学生。由此便可推知，尼采一定也激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当然，其中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雅各布·伯克哈特，他对尼采的各种批判性评论随处可见。更有甚者，我们学校里还有一些人与尼采本人有点儿私交，他们到处散布关于尼采的各种未经修饰的花边新闻。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连尼采的著作都未曾读过，因而只好抓住他外在的小怪癖大作文章，比如，他爱摆绅士的架子、弹钢琴的手法、夸张的文笔——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的上层人士觉得十分碍眼。当然，并不是这些事情使我推迟阅读尼采的著作——正好相反，它们其实起到了激励我阅读的作用。我之所以迟迟不读尼采，是因为我隐隐地担忧自己和他相像，至少就那个将他与他的生活环境隔离开的“秘密”而言，我们有相似之处。或许——谁也说不准——尼采也曾有过一些内心体验与洞见，他决定去谈论它们，但最终发现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显而易见，尼采是——或至少也被认为是——一个怪人、大自然中的怪物。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我担心读过尼采的书之后，我将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这样的怪人。当然，尼采是一位教授，他著作等身，并因此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然而，他和我一样都是牧师的儿子。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国那片伟大的土地上，疆域绵延到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于位于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子的贫寒牧师家庭。尼采讲一口优雅的高地德语，同时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会讲法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而我唯一运用自如的语言却只有瓦吉斯-巴塞尔（Waggis-Basel）方言。他已经拥有了一切荣耀，根本就不会在意被别人当成怪人，但是我可不敢让别人发觉我与他有几分相似。

尽管有种种忧虑，我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开了尼采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ThoughtsOutofSeason）是我捧起的第一卷书。我为书中的热情而心醉神迷，很快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SpakeZarathustra）。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也给我带来了一次重要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是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便也等同于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把鼹鼠丘比作勃朗峰之嫌。而查拉图斯特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精神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吓坏了我，以至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个想法不合时宜地一再冒出来，令我冷汗涔涔，于是最后我不得不开始反省。尼采是到了生命的后期才发现了他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起便发现了自己的第二人格。尼采曾天真随意地谈及阿尔希顿（arrheton）这样一个不可言喻之物，仿佛它的存在很是妥当一样。但是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一举动会引起麻烦。尼采才智过人，这使得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教授并来到了巴塞尔，无须顾虑前路如何。他这么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头。我觉得，他有一个病态的误解——他不惧又不疑地将自己的第二人格展现了出来，但这个世界对这类事情既不了解更不理解。他被一个幼稚的愿望推动着，想找到能够分享他的狂喜，以及理解他的“重新制定一切价值观”思想的人。然而，他能找到的只有受过教育的庸人——可悲而又可笑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个这样的庸人。与其他人一样，当尼采刚刚一头栽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之中、想要对着愚昧麻木的人群大唱神秘的赞歌时，他是无法理解他自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采用了浮华的辞藻、堆砌的隐喻、赞美诗式的狂喜风格——牺牲了灵魂，换回了一堆彼此无关的事实——全都是想要夺人眼球却徒劳无功罢了。结果——尼采宣称自己是走钢丝的人——他便落入了一个远比他想象中更深的深渊。他在这世上没有了回头路，就像是一个疯魔的人，只能被最小心谨慎地对待。在我的朋友和熟人里面，据我所知只有两人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此二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中的一个以自杀告终，另一个则像个郁郁不得志的天才，过得十分潦倒。我的其他朋友则对查拉图斯特拉现象无动于衷，就好像对其吸引力免疫一样。

我意识到，除非跟人们谈论他们知道的事，否则便是白费口舌。普通人并不愿意与朋友谈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认为这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人们只能体谅作家、记者或诗人做出这种粗鲁的行为。我逐渐明白过来，一个新观点或仅仅是一个旧观点的不同寻常一面，只能通过事实来传达。事实是有迹可循的，不会被人们无视，每个人都迟早要碰上它们，并意识到它们是什么。我还发现，我之所以说话，是因为我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而我应该向人们提供事实，然而我手上完全没有事实。我手上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经验主义。我开始批评哲学家满嘴空话，并没有经验作为依托，而等到需要拿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便全都闭上了嘴巴。在这个方面，他们简直和浅薄的神学家没有两样。我感觉到，在某个时刻我已穿过了一个遍地宝石的山谷，但是我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如果深究一番的话，那么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从山谷中拾来的物件真的是宝石，而不仅仅是些石子。

这时已是1898年，我已经开始更认真地思考要不要选择医生作为职业了。我很快得出结论，我必须专攻某一科。这似乎就是选择外科还是选择内科的问题了。我更倾向于选择外科，因为我接受过专门的解剖学训练，而且我还很喜欢病理学，如果我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源的话，我绝对就会选择外科作为我的职业了。一直以来，我为了上学而债台高筑，这使我痛苦不堪。我明白，期末考试一结束，我就得尽快开始挣钱养活自己。我设想过到某一家州立医院当一名助理，因为比起诊所来，我更有希望在那种地方谋得一个带薪职位。况且，想要谋得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诊所负责人是否支持你或是否与你有私人利益关系。由于我的名声有问题，与别人又很难合得来——这种滋味我尝过太多了——我并不敢奢望能遇上这等好事，因此，只要能在某个地方医院找一个工作，虽然前景平平，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剩下的便有赖于我的勤奋、能力和申请情况了。

然而，在暑假里却发生了一件命中注定的、对我影响深远的事。有一天，我正坐在我的房间里钻研教材。我母亲则在隔壁房间打着毛线，房门半开着。那个房间是我们的餐厅，里面摆着一张胡桃木的圆餐桌。这张餐桌本是我祖母的嫁妆，到此时已经用了快70年了。我的母亲坐在窗边，离餐桌约有1码[9]的距离。我的妹妹上学去了，我家的女佣在厨房里。突然间，一个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炸响了。我马上跳起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只见我的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原本在手里的毛线团掉在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是怎么回事？这声响离我特别近！”她边说边打量着餐桌。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桌面上从边缘到中心裂了一道很长的缝，而且并未经过任何接合点，坚实的木料笔直地裂开了。我简直惊呆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张由坚实的胡桃木制成的桌子，已经风干70年了——我们这儿的气候以湿度较高著称，在一个潮湿的夏日里，它怎么就裂了呢？如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冬日，而且它又在一个火炉旁边，发生这种事倒还可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桌子炸裂呢？“古怪的事当然是有的。”我心想。我的母亲一脸阴郁地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她用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意味着什么。”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印象极深，可是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不禁埋怨起自己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把碎了的刀去找镇里的一位最好的刀具工匠。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完全没有什么毛病，”他说道，“钢材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一定是有人故意将它弄碎的。这是完全可行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缝里，然后拆掉一片；也可以从高处将它扔到石头上。但是好的钢材是不可能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恶作剧吧。”我小心地收藏刀刃的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当突如其来的炸响发生时，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都正好在同一个房间里，被吓了一大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竟无言以对。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无法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为此事深感震撼，这一切实在是烦死人了。餐桌裂了、刀子碎了，这些事是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呢？若说它们都只是巧合，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就好比说仅仅是由于偶然——其他一切可能的原因都被自动排除了——莱茵河倒流了一次，这在我看来是绝无可能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有几个一直在搞桌仙转（table-turning）降神会的亲戚写信来了，还有一位灵媒，是一名年仅15岁半的姑娘。这几个亲戚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想起了我家房子里发生的怪事，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与这位灵媒有着某种联系。于是，我便开始参加亲戚们在每周六晚上定期进行的降神会。我们所寻求的结果来自墙和桌子发出的信号与叩击声。不依赖于灵媒，桌子的自动移动便是令人起疑的，而我很快便发现，这一试验所依赖的限制性条件往往会产生妨碍效果。很显然叩击声是自动发生的，所以我便接受了这一点，随后我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信号的内容。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这种试验持续了大约两年，我们所有人对此事都感到相当厌烦了。我还目睹了灵媒使用把戏来制造异象，这使得我退出了这一系列试验——我对此甚觉遗憾，毕竟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怎样进入一个孩子的意识中并最终将第一人格整合进来。那位灵媒拥有的便是一个早熟的人格，后来她得了肺结核，死时只有26岁。在她24岁的时候，我又见了她一面，再一次印证了她的人格既独立又成熟的印象。她去世以后，我听她的家人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点崩解了，最后她回到了一个两岁孩童的状态，并以这种状态进入了长眠。

在医学诊所里，弗里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我在穆勒身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灵魂。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如何理解问题的，还看到了他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本身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而在穆勒一方，他似乎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因为在我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议我可以当他的助手，与他一起去慕尼黑，因为他已接受了那里的一个职位。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选择内科了。我正要这样做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使得我清除了关于未来事业之选择的所有犹豫。

尽管我以前上过精神病学的课，也干过临床的活儿，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的老师却并不太启发人意，再加上我回想起了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这一切着实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有什么好感。因此，我在准备审核考试的时候，最后才复习到精神病学的教材，我并未指望能从书中学到什么。我还记得翻开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编著的教科书[11]时，我心里想的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一名精神病学家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吧。”课程与临床示范给我留下的印象微乎其微。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例，我一个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觉得又无聊又厌烦。

我从序言开始阅读，想要看看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这门学科的，或者又是怎样合理地解释现存的一切的。为了解释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我必须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医学界一般是非常看不起精神病学的。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将个体的病例变量纳入整体考量的心理学。在精神病院里，院长和病人都被关在一起，整个机构孤立于城郊，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过去关麻风病人的传染病院一样。没有人愿意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精神病院的医生们知道的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因此他们的感受也和门外汉一样。精神疾病是一种无药可医的致命疾病，这种看法也给精神病学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精神病医生也被人们视作怪人，我很快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一翻开序言，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概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及其未完善之发展状况，精神病学教科书也被打上了或大或小的主观印记。”我又读了几行，发现作者称精神疾病为“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兴奋不已，因为有一个启示一闪而过，我一下子明白了精神病学才是我唯一的目标。只有精神病学才能使我的两种兴趣得以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条河流并冲刷出一道专属的河床。精神病学是一个依赖经验的领域，同时包含了生物学事实和精神事实，这正是我一直追寻却苦寻不得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天地，使得自然与精神的碰撞变成了现实。

我做出了决定。当我知会那位内科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读出了惊异和失望的情绪。我的旧伤疤——觉得自己是个格格不入、与人疏离的人——再次被揭开了。不过这回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能想象得到我竟会对这晦涩的旁门左道感兴趣。我的朋友们皆目瞪口呆、议论纷纷，认为我一定是傻了，竟然放弃了内科医学这个明智的职业方向和唾手可得、令人羡慕的机会，转而喜欢上了精神病学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我知道，我又一次显而易见地让自己走上了一座独木桥，别人不能够也不愿意追随我。但是我也知道，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人或事能够让我偏离我的目的地——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一切就像两条河流汇聚成了一股洪涛，挟裹着我不可阻挡地向着远方的目标奔腾着。一种得以将“两重性格整合在一起”的自信感觉，像一股有魔力的巨浪一样载着我，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名列前茅。很典型的是，在一帆风顺的奇迹之中往往潜藏着绊脚石，这使得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也就是病理解剖学。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一个本该只涂有上皮细胞和各种细胞碎片的载玻片上，我却只看见了藏在一个角落里面的几只霉菌。在其他科目的考试中，我甚至押中了我可能遇到的考题。也多亏了这个，我顺利地通过了好几处危险的暗礁。但是我也遭到了报应，在我最有把握的科目上，我却莫名其妙地被耍了。若不是因为这个，在这次考试中我本来可以独占鳌头的。

结果，另外一名候选人取得了和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我不太了解他有着怎样的个性，但他看起来十分平庸。除了学术话题，我无法跟他谈论其他事情。对任何事情他都报之谜一样的微笑，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埃伊那岛（Aegina）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外表之下，他却总是局促不安，在任何环境中都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否算得上是愚蠢呢？我始终也没能弄明白他是怎样的人。关于他，唯一确定的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带着偏执狂式野心的人，这使得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讲这件事，是想将此作为事件平行性（parallelismofevents）[12]的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心理学的，在这本书里，我的人格及其偏差或“人格等式”（persoion）对这一“人格之病”做出了回应。我向来认为，在广义上，精神病学是一种病态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病人的人格与治疗师的人格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同等的主观性。我是想说明，妄想和幻觉并不是精神疾病所特有的症状，它们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比才[13]的音乐令人陶醉和折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随着波浪起伏。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穿过国境，去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卡门》的旋律依然萦绕在我耳旁。在慕尼黑，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和比才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太能够领会这背后的深意与意义。其实，那整个星期看起来是非常阴沉的，时值1900年12月1日至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