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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时代（第3页）

在斯图加特，我前去向我的姑妈赖默尔-荣格（Reimer-Jung）辞行，她的丈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这位姑妈是我祖父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VirginiadeLassaulx）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是个生性快活的人。我觉得，她沉浸在一个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幻想和不着边际的回忆的世界中——那是正在消亡、无法挽回的往事的最后一丝气息。这次拜访之后，我彻底挥别了对童年的怀旧之情。

1900年12月10日，我开始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BurghlzliMentalHospital）担任一名助理医师。我很高兴能去苏黎世工作，因为经过几年时间，巴塞尔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沉闷而乏味了。在巴塞尔人眼中，除了巴塞尔，其他城镇似乎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比尔斯河（RiverBirs）以北都是蛮荒之地。我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认为我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后悔。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回去，因为在巴塞尔，我自始至终都贴着牧师保罗·荣格之子、教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之孙的标签。我便是一个知识分子，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我抗拒这一切，我不想也不能让自己被定性。虽然我觉得巴塞尔的知识界有一种让人仰慕的国际化氛围，但是传统的重担让我难以承受。然而在苏黎世，一切都不同了。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结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商业。因此，苏黎世的气氛是自由的，而我一直都看重这一点。在这里，人们不会通过你祖上几代人的背景来评价你，这里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我至今都对巴塞尔持有一种怀旧的偏爱，不过我知道它早就不是曾经的样子了。我还记得那些旧时光，巴霍芬（Ba）与伯克哈特走过的街道，坐落在大教堂后面的牧师礼拜堂，还有莱茵河上那一半由木头筑成的老桥。

在伯戈尔茨利工作以后，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实——一切的意图、意识、职责和责任都融为一体。这就像一个进入尘世的修道院的入口，我归降宣誓，从此只相信概率、均值、老生常谈、贫瘠的内涵，宣布放弃一切神奇和重要的事物，将一切超凡卓绝之物降为平庸。从此之后，只有毫无内容的外表，有头无尾的开端，毫无关联的意外，范围越来越窄的知识，被宣称只是小问题的失败，令人沮丧的狭隘远景和看不到头的无聊日常事务。一连6个月，我将自己囚禁在酷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想要适应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从头到尾把50卷的《精神病学概论》读了一遍。我想知道，人类的头脑在面对本身的毁灭时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因为在我看来，精神病学所清楚讲述的，是所谓的健康头脑在面对精神疾病之时所做出的生物学反应。我对同事们的兴趣不亚于我对病人的兴趣。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悄悄统计了我的瑞士同事的遗传背景，并从中学到了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些教益，二是为了理解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

毋庸多言，我专心致志地工作，自愿闭门谢客，这使我与我的同事们很是疏远。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来说有多么奇妙，我又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参透它的玄机。在那个时候，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尚未苏醒，我正对所谓正常状态的病理变异着迷，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深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心灵的机会，这是我渴望已久的。

这一切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研究时的情形——这些主观经历塑造了我的客观生活。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超越我自己，去以一种真正客观的角度观察我自己的命运。我也可能会犯写自传的通病，不论是以幻想来补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写下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归根结底，人是一个事件，无法给自己下一个论断，不论是好是坏，都得留待他人做出评价。

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

李孟潮

荣格在本章不厌其烦地描述他当时治疗的一个又一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可以被简称为“误杀孩子的妈妈”，此个案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假设——病人们往往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往往是不道德的。压抑秘密往往会造成各种心理痛苦的症状。所以后世的心理咨询师，就把“保密忠诚”列为心理咨询界第一大戒律。

个案们花钱来倾吐隐私，当然不希望被咨询师评头论足。为了让来访者畅所欲言，心理咨询界形成了第二大戒律：价值中立。

上一章说过，秘密让人们产生亲密感。咨询师必须和个案保持“陌生人社会的亲密感”，一种城市自由公民的平等互利契约。否则双方变成朋友，甚至恋人，“言论彻底自由、价值彻底中立”的安全空间就会被彻底摧毁。因此，心理咨询界形成了第三大戒律：“避免双重关系”。

这三大戒律红线，弗洛伊德、荣格他们那一辈人，全部都踩了一遍，他们惨痛的教训，让行业长老们痛定思痛，逐渐制定出这些戒律。所以读者们看到这一章中荣格所做的很多行为，不要以为都是对的。影视作品也是一样，大部分影视剧中的心理医生都违背了这三大戒律。不过如果他们恪守三大戒律红线，就没什么戏剧冲突了。

荣格报告的第二个个案——赋予荣格“巫师”称号的女人，这位患者证明了催眠疗效的基础在于理想客体投射。个案把荣格投射为自己理想的儿子，然后老太太把自己催眠好了。这一段中，荣格对催眠做出的差评未免有失公允。首先，所有疗法的基础，都在于人性的可以被暗示性，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基础就是暗示和催眠。其次，催眠有很多种，不一定是所谓的“沉睡操控”，尤其是当代催眠，已经吸收了大量精神分析的内容。

荣格还介绍了多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出他们和自己及自己母亲一样，都存在人格分裂，具有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的确如此，我本人在精神病院工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做心理治疗时，他们的描述也和荣格一模一样。有的病人甚至告诉我，她看着第二人格在那里发精神病感觉很搞笑，但是她的第一人格就是不想去制止第二人格。

荣格介绍心理治疗的一些原理，最终形成了荣格心理治疗的特色，叫作“移情炼金”模型。其特征是治疗师是一个“受伤的疗愈者”，与个案投入地进行身心互动，大约是“四阶段十个步骤”的过程，完成双方一轮又一轮的自性化过程。

心理疾病就像流感，其实是一种传染病。心理医生就像传染科医生，过去被传染过，现在也很容易被传染，未来也始终处于被传染的风险中。所以心理医生的职业操守，就是一要避免自己反传染给病人，二要在相互传染后及时疗愈。否则，心理医生就不是“受伤的疗愈者”，而变成了“带伤的不疗愈者”。

[2]阿尔布雷赫特·里敕尔（AlbrechtRitschl，1822—1889）把基督的降临比作铁路列车的调轨。发动机从后面提供推动力，这一动力作用于整列火车，于是最前面的车厢便开始移动。基督的推动力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原注，安妮拉·亚菲

[3]埃申迈耶（AdamKarlAugustvonEsmayer，1768—1852），德国哲学家及医生。——译者注

[4]希尔费·帕萨旺（TheophilPassavant，1787—1864），瑞士神学家。——译者注

[5]贾斯汀努斯·科纳（JustiianKerner，1786—1862），德国诗人、执业医师、医学作家。——译者注

[6]圭多·格雷斯（GuidoGrres，1805—1852），德国天主教历史家、出版家及诗人。——译者注

[7]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8]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KarlRobertEduardvon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9]1码≈0。91米。——编者注

[10]《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个精神病学研究》（ZurPsychologieundPathologiesogeerPhnomerischeStudie），1902年；英译标题OnthePsydPathologyofSo-CalledOomena，载《精神病学研究》。——原注

[11]《精神病学教科书》（LehrbuchderPsychiatire），第四版，1890年。——原注

[12]这里指的是“认识的人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与“荣格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和研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呼应。——译者注

[13]乔治·比才（GeesBizet，1838—1875），法国作曲家，著名作品有歌剧《卡门》、戏剧配乐《阿莱城的姑娘》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