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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第2页）

尽管如此，有好几年我都对这位患者感到内疚，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诊断证明，虽然我确定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他。而且事实正是如此，他一被释放马上就痊愈了。

行医期间，我总是被人类心灵对无意识所犯罪行的回应方法深深触动。毕竟，那位年轻妇女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变得仿佛在表达强烈的犯罪意识似的。

另一个相似的病例亦令我终生难忘。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透露姓名，说名字不要紧，因为她只需要咨询一次。很明显，她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她还说自己曾当过医生。她向我进行了一番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因为嫉妒而杀了人。她毒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只因她想嫁给这位好友的丈夫。她原本以为，只要谋杀不被揭穿，她就不会有任何麻烦。她想嫁给好友的丈夫，最简单的办法是除掉好友。而道德对她来说则无关痛痒。

结果呢？她真的嫁给了那个男人，但他不久便过世了，死时还很年轻。接下来的几年里，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他们的女儿一长大成人，便想方设法摆脱她，年纪轻轻便结了婚，搬到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与她越来越疏远，最后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位夫人是位狂热的骑马爱好者，拥有几匹她爱之如命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在骑马时发现，马儿显得焦躁不安，甚至连她最心爱的那匹马也受惊将她摔下马。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骑马。从那以后，她和她的狗形影不离起来。她养了一只极其漂亮的猎狼犬，她很依赖它。但不巧，这只狗突然瘫痪了。这已经达到了她忍耐的极限，她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她急需告解，于是便找到了我。她杀了人，然而更严重的是她毁了自己。犯下如此罪行的人等于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凶手已经给自己判了刑。如果一个人犯罪后被捕，他会受到法律的处罚。若是一个人偷偷地犯了罪，就算没有道德意识，而且一直未被别人发现，惩罚也会不期而至，正如这个病例表现出的那样，惩罚终究会出现。有时，连动物和植物都好像“知道”些什么。

由于杀了人，这位夫人陷入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中。她甚至对待动物也很冷漠。为了摆脱孤独，她与我分享了她的心事。她不得不找一个清白的人来分享这个秘密。她想找到一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告解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好像再次与人性建立了联系。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医生，而非职业的忏悔牧师。她总是对听她告解的牧师心存怀疑，因为那只是一种仪式，牧师不会把事情单纯地看成事实，而是会对其进行道德判断。她已感觉到了人和动物对她的厌恶，已经受够了这种无声的判决，不能再经受更多的谴责了。

我始终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也无从考证她的故事的真实性。我也曾问自己，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一次咨询绝不会是她心路历程的终点。也许她会以自杀告终。我想象不出她该如何在彻骨的孤独中生存下去。

临床诊断的重要性在于其能为医生指明方向，但它却对患者毫无帮助。患者的故事才是关键之处。只有故事能够展现人文背景和世间疾苦，也只有这样做，医生的治疗才能起效。有一个案例[8]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那是女病房里一位上了年纪的患者。她75岁高龄，已有40年卧床不起。她在医院待了差不多50年，能记得她入院时情景的人都已不在了。只有一位在医院工作了35年的护士长，还对这位患者的事情略知一二。这位老太太不会说话，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物。她用手指取食，即先让食物滴在手指上，再送进口中。有时，她喝一杯牛奶就要用两个钟头。不吃东西时，她便古怪而有节奏地挥舞手臂。我不知道这动作有什么含义。精神疾病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破坏令我刻骨铭心，却又无法赋予其合理的解释。临床课程常用她的例子来讲解早发性痴呆中的精神紧张症，但这于我毫无用处，因为这丝毫无助于我理解那些古怪手势的根源和意义。

我对此病例的诸般感受，即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看法。在做医师助理时，我就感到自己丝毫不能理解学界所宣扬的精神病学。每每与主任医师或同事们在一起，我便如坐针毡，因为他们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却茫然地在黑暗里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了解患者头脑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都这时候了我仍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当真毫无头绪！

一天夜里，我正在查房巡视，看到那老太太仍然神秘地比画着，我再次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随后，我向我们的老护士长询问该患者是否一向如此。“是的，”她答道，“不过我的前辈跟我说过，她过去曾做过鞋子。”我便再次查阅了她那发黄的病历，上面果真有一段记录，大意是她习惯做出鞋匠的动作。过去的鞋匠用膝盖夹住鞋子，在皮革上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正是这样的（时至今日，乡下的鞋匠仍会这样做）。不久，这位病患去世了，她的兄长前来参加葬礼。我问他道：“您妹妹是为何疯掉的？”他告诉我，她本与一个鞋匠相爱，但鞋匠却不知怎的不愿意娶她，当他最终抛弃她时，她便“不好了”。鞋匠似的动作表明她把自己当作他的心上人，这种认同至死方休。我最初关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根源的一点儿模糊印象，便源自这个案例。自此之后，我开始全力研究精神病中那些有意义的错综关联。

另一位患者的经历则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背景，尤其是“不经意识的”妄想。由这个病例，我才第一次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虽然那迄今还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这位病患名叫芭贝特，我在别处发表过她的故事[9]。1908年，我还在苏黎世的市政厅做过有关她的讲座。

芭贝特来自苏黎世的旧城区，那里的街巷狭窄而肮脏，她就在那样一种贫寒、卑微的环境中出生并长大成人。她的姐姐当了妓女，父亲则是个酒鬼。她在39岁时死于以狂妄自大为特征的妄想型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了20年的院，当过数百名医学生的教学实例。他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精神崩溃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成了一个经典病例。芭贝特的精神彻底混乱了，总是说些没有意义的疯话。我竭尽全力想听清她难解话语的内容。比如说，她会说：“我就是罗蕾莱。”[10]她之所以会这么说，是由于听到医生们每回试图理解她的病况时，总是吟诵道：“我不知道为了什么。”[11]或者她会哀哀低诉：“我是苏格拉底的跟班。”我发现，她可能是想表达：“我像苏格拉底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或者，突然荒唐地高喊：“我是独一无二的双份多重工艺”“我是玉米面底座上的葡萄干糕点”“我是日耳曼尼亚和赫尔维希亚专用的粗制黄油”“我和那不勒斯要给全世界供应面条”，这些均表明了她的自我评价的膨胀，即一种对自卑感的代偿。

芭贝特及类似的病例先入为主地使我相信，迄今仍被我们当作精神错乱的症状，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即使是这类病患，其内心深处也存有一个堪称正常的人格。打个比方，它正站在一边冷眼旁观。间或，这一人格同样会——通常是以话语和梦的方式——做出非常明智的评述和异议。甚至在确有器质性病变时，它也能再次进入前景，使病患看起来几乎和正常人一样。

我曾医治过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从她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角落里隐藏着的“正常”人格。这样的病例无法被治愈，只能去关怀。毕竟，每个医生都会遇到没指望治愈的病患，所能做的只是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而已。她听到来自她身体各个角落传来的声音，其中胸腔正中的那个声音是“上帝之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话一出口便被自己的勇气吓了一跳。不过那个声音通常会说出很有道理的言论，可以帮助我很好地应对这位患者。有一次，该声音说：“让他测试一下你对《圣经》的了解程度！”她有一本陈旧、破烂、被翻阅过无数次的《圣经》，我每次随访都必须指定其中一个章节让她阅读。下一次随访时又得测试她的阅读进度。就这样大约有7年，每两周一次。开始时，我感觉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非常奇怪，但不久便意识到了《圣经》选读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她保持了敏捷的注意力，因此能够不在分裂的梦境中越陷越深。结果，这样做了大约6年以后，本来充斥在她的整个身体的声音全部退回到了身体左侧，身体右侧的声音完全消失了。而且声音的强度并没有在左侧身体中加倍，而是跟之前大致相同。所以，大约可以下结论说，这位患者被治愈了——起码是在康复的过程中了。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成功，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记忆练习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治疗病患，我发现妄想和幻觉亦含有一丝意义。精神病症状的背后，有着病患的人格特质、生活经历、希望与欲望。不能理解妄想和幻觉的含义其实是我们的过错。由此，我明白精神病中匿藏着人格的综合心理特点，而即便是在这种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古老的人类冲突。尽管患者看起来呆滞又冷漠，或彻底是个弱智，但他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比看起来的更多，其中有意义的内容亦比我们以为的更多。从本质上说，精神疾病中并无崭新和未知的内容，相反，那只是我们自己本性的深层罢了。

精神病学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精神病的内容，我一向对此倍感惊讶。没有人关心幻想的含义，也没有人想问为何这个病患产生了这种幻想，而那个病患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幻想，或者，幻想究竟预示了什么。比如说，一位病患幻想自己正为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位病患认为犹太人想要毒死他，第三位则确信自己正在被警察追捕。那时候的医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仅仅把这些幻想一概而论，赋予一个统一的名称，诸如“受害妄想”之类。我当时的调查研究如今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这也令我觉得非常惊奇。早在20世纪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故而这一方法并不是刚刚才被发现的。然而，确实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研究中去。

还在诊所工作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们，否则就会被批评为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被看作不治之症。若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取得了治疗进展，大家就会说该病例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来苏黎世找我，我跟他讲了芭贝特的案例。他听了说：“你要知道，荣格，你在这位病患身上的发现当然很有趣。可是，你到底如何忍受与这个奇丑无比的女人日复一日相处？”我当时一定冲他翻了个大白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芭贝特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有着那样美好的幻象，还会说很有趣的话。而且，不论何时，甚至在她精神错乱的时候，人性的光辉仍然能够透过胡言乱语的乌云显现出来。单纯从治疗的角度看，芭贝特并未完全被治愈，毕竟她已病了那么久。但我在其他病例中发现，像这样的注意力集中治疗，若能融入病患的人格当中，是能产生长期疗效的。

就表面而言，我们只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悲惨毁灭，却很少看到心灵在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一面也经营着一份生活。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正像我在一个患有紧张症的年轻病患的案例中发现的那样。她18岁，出身于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15岁时，她被哥哥诱奸，后又遭同学猥亵。自16岁起，她便走入了与世隔绝之境。她对别人隐藏自己，直到最后，她仅剩的感情联络对象是别人家的一只凶恶看门犬，她试图驯服它。她变得越来越古怪，17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里面待了一年半。她有幻听的症状，还拒绝进食，并完全不再开口说话。我初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我用几个星期才慢慢地说服她开口说话。她克服了重重阻力，告诉我她曾经住在月球上。看样子，月球上有人居住，最初她在那里见到的都是男人。这些男人马上带她去了月球地下的一个住处，他们的小孩和妻子都住在那儿。因为在月球的高山上住着一只吸血蝙蝠，专劫持妇女儿童并痛下杀手，故使月球居民遭受了极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占月球人口一半的妇女都只能住在月球的地下。

我的病患下定决心要为月球居民做贡献，便策划捕杀吸血蝙蝠。经过周密的准备，她专门建造了一座塔，在塔的天台上等候着吸血蝙蝠的到来。等了好些天，她终于看到这个怪物远远地飞来，拍动翅膀的样子颇像一只巨大的黑鸟。她带了祭祀用的长匕首，把它藏在长袍下面，等待着吸血蝙蝠抵达。冷不防，它已站在了她面前。它长着好几双翅膀，遮盖了它的脸和整个身体，因此她除了它的羽毛什么也看不见。这令她惊奇不已，恐惧完全被好奇心压倒了，很想知道它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她慢慢地走过去，手仍按在匕首上。突然间，它的翅膀张开了，一个天神般美丽的男子出现在她眼前。他用带铁钩的羽翼圈住她，她便无法再使用匕首了。而且，她被他的容貌迷得神魂颠倒，根本不能展开攻击。他把她从平台上举起来，携着她飞走了。

经过这番陈述，她又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话了，这时她的阻抗便开始浮现。大意是，我阻止了她重返月球，从此她再也不能脱离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不美好，可是月球却美极了，那里的生活也富有意义。不久，她的紧张症复发了，于是我送她去了一所疗养院。她一度精神错乱得非常严重。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出院了，我又开始跟她谈话。渐渐地，她明白了生活在地球上是不可逃避的事实。她竭力反抗这一结论，并拒绝其带来的后果，结果被强行送回了疗养院。有一次，我去病房探视她时对她说：“这一切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你不可能再回月球去了！”她默认了这一点，尽管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一回，她很快就出院了，并且从此安于天命。

有一阵子，她在一所疗养院当护士。那里有个助理医师对她动手动脚。她掏出左轮手枪就朝他开了一枪。幸好，这个助理医师只受了点儿轻伤。但这事表明不论走到哪儿，她都随身携带左轮手枪。她曾经一度带过一把装了子弹的枪。最后一次来我这儿就诊时，也就是治疗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她答道：“若是您令我失望，我就开枪！”

枪击事件引发的风波平息之后，她回到了家乡，结婚生子，定居在东部地区，还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始终不曾旧病复发。

通过解读她的种种幻想，我们能发现些什么呢？由于在少女时期遭遇了**，她在世俗的生活里倍感羞耻，却在幻想的王国里变得十分高尚。她置身于虚幻的王国，因为传统上，**是只有皇室和神族才拥有的特权。结果，她与世界完全地隔绝了，那是一种精神病的状态。她变得“遗世独立”，好像不再与人类有所联结。她纵身扑进了广袤的宇宙，进入了外太空，在那儿遭遇了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如这类疾病惯常发展的那样，治疗期间，她便把恶魔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在无意识中，我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就像任何一个劝说她回归正常人类生活的人一样。她能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恶魔，而与凡人建立了联系。如此，她才得以重归生活，甚至还结了婚。

从这之后，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精神疾病患者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内在体验的丰富多彩和重要性。

人们常常询问我所使用的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方法。可我无法明确无误地回答。对于不同的病例，疗法不尽相同。如果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严格遵守着这样或那样的疗法，我会质疑他的治疗效果。有文献报道过，有些患者的阻抗之强，简直就像医生正试图强加给他一些治疗一样，然而治愈本该自然而然地从患者本身萌生才对。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本就是因人而异的。我尽可能个性化地对待每一位病患，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是独特的。即使是普遍原则，也只能有所保留地应用。一个心理真理只有在其逆命题也同样成立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方法，对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正好合适。

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他也必须谨防落入特定的、例行的陈规之中。总的来说，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任何理论假设。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明天就可能被其他假设取代。我在进行分析时，根本不会使用这些理论假设。我非常注意不要被体系化。在我看来，处理每一个个案，都得去理解该个体，方能行得通。对每一位病患，我们都要使用不同的谈话方式。在一次分析中，我可能用到了阿德勒[12]式的治疗风格，而在另一次分析中，我可能又采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治疗风格。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会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病患。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均参与其中的对话。分析师和病患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患一方也一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方法的应用，那么只学习精神病学是远远不够的。我本人也是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具备了进行心理治疗的资质。早在1909年我就已认识到，如果不理解其中的象征，便无从着手治疗潜在的精神病。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习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