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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第3页）

若遇到受过教育、头脑聪明的病患，精神病医生只具备专业知识还不足够，他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除了全部的理论假设，他还必须了解引发病患症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否则，就会激起不必要的阻抗。毕竟，重要的是病患有没有把自身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具备全局观点是不行的，医生应当了解这一点。所以，仅经过医学训练是不够的，人类心灵的范围无限宽广，绝非医生狭小的诊疗室能容下。

心灵无疑要比躯体更复杂、更难以接近。打个比方，它就像世界的另一半，只有被我们意识到才会显现出来。故心灵不单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精神病学家要与整个世界打交道。

如今，我们看到了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它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个人与集体的心灵。这一危险，来自人类心灵的扭曲。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在正常地运作。若是某些人此刻失去了理智，没准一颗氢弹就突然被引爆了。

然而，心理治疗师要做的不光是了解病患，他亦当了解自己，这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分析师自身的分析，即所谓的训练性分析。可以说，病患的治疗始自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解决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教病患也做到这一点。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着去了解自己的心灵，认真地对待它。如果医生尚做不到这一点，病患便无从学起。病患会失去一部分心灵，正像医生因疏于学习而丢失了一部分心灵一样。因此，训练性分析若只包括一系列概念的学习是不够的。接受分析的医生必须认识到，分析与他本人息息相关，训练性分析融合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种靠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方法。在训练性分析中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学生，将会因后来的失败付出惨重代价。

治疗师必须时刻监视自己和自己回应病患的方式。因为我们不仅仅依靠意识来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时时自省：我们的无意识对当下情境的体验是怎样的呢？因此，我们也必须观察我们的梦，密切关注并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对待病患一样谨慎仔细。否则，整个治疗就会偏离正途。我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曾有一位病患，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却因为种种原因令我生疑。刚开始时，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些许时间，我逐渐感觉自己无法理解她的梦的确切含义了，而且，我发觉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浅薄。于是我决定与她谈一谈我的感受，因为她也一定注意到有什么不大对劲。在我准备与她谈话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

夕阳中，我沿一条捷径步行穿越山谷。我的右手边是陡峭的山坡。山顶矗立着一座城堡，最高处有个塔楼，塔楼里有个女人，正坐在扶栏上。为了能看清她，我只好把头使劲儿向后仰着。梦醒时，我颈部后侧还在抽筋。实际上，在梦里我就认出了那个女人，正是我的这位病患。

我瞬间领悟了这个梦的含义。如果在梦中，我是以如此方式仰望着这位病患，那么现实中我可能是俯视她的。说到底，梦是对意识性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都告诉了她。情况马上发生了改变，治疗再一次有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问自己，病患究竟给我带来了怎样的信息？病患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对我来说无关痛痒，我便没有了切入点。只有当医生本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他的治疗才会有效。“受伤的医生才是治愈者。”反之，若医生穿戴着一种刀枪不入的人格盔甲，他的治疗则不会有效果。我认真严肃地对待我的病患。也许我会遇到和他们一样的问题。病患经常恰好是专治医生伤心事的一剂良药。因为，医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或者说，医生会遇到别无二致的困境。

每一位治疗师都应接受第三者的检查，以使自己保持对其他观点的开放态度。即使是教皇，他也有一位告解神父呢。我总是建议分析师：“找一位告解神父，或者一位告解修女吧！”女性拥有扮演这个角色的特殊天赋。她们往往直觉敏锐、眼光犀利，能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间或还能看穿他们的阿尼玛施展的诡计。她们能够看见男人所无视的方面。也正是因此，没有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梦。我将要详述这个梦，因为它表明了精神病学实践中了解梦的重要性。在梦中，他正乘火车去旅行。火车会在某城市的车站逗留两小时。他没去过这个城市，想到处看看，便向市中心走去。在那里，他看到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约是市政厅，并走了进去。他沿着长廊缓步徐行，忽然几个美观气派的房间展现在他眼前，房间四壁悬挂着古老的油画和美丽的挂毯，到处都摆着名贵的古董。忽然，他发现天色渐渐变暗了，太阳也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他开始感到惊慌，同时发觉自己在这座建筑里还一个人都没看见过。他变得不安起来，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什么人，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看到。这时，他走到了一扇大门前面，便松了口气，心想：这就是出口了。他打开门，发现自己又撞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大，又黑漆漆的，让他看不到边。惊慌失措之下，他开始狂奔，横穿又大又空**的房间，一心希望能在另一边找到出口。这时，他看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小孩坐在一个夜壶上，浑身上下涂着粪便。这时候，他大叫一声，便醒了过来，醒时仍然惊魂未定。

这个梦真正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踏上的旅行便是此次苏黎世之行。但是他只会在那里短暂停留。房间中央的小孩正是两岁时候的他自己。在那么小的小孩身上，如此无教养的举动虽有点儿不寻常，但仍是可能的。小孩们也许会对自己彩色的、有古怪气味的粪便兴趣盎然。一个在城市里长大且可能受到了严格管教的孩子，很容易因这样的过失而感到内疚。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早已不是孩子了，他是成年人。因此，梦里房间中央的意象，是一个不祥的象征。当他跟我讲这个梦时，我意识到他的正常其实是一种补偿。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拉住了他，此时他潜伏的精神病正到了千钧一发、即将破土而出的时刻，这必须被阻止。最后，他的另一个梦让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意的借口，结束了这次训练性分析。我们二人欣然给此事画上了句号。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过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致命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梦到被一个危险的疯子紧追不舍。随后，他立即返回家中，从此再也不敢唤起无意识了。他刻意标榜的正常实则体现了一种未能得到发展、在面对无意识时一击即溃的人格。这类潜在精神病患者是心理治疗师们所讨厌的对象，因为他们往往很难识别。

接下来，我们便要谈到非专业人员进行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医学背景的人来研究并施行心理治疗的，但在处理潜在精神病患者时，这存在犯下可怕错误的风险。因此，我虽赞成非专业人员做分析师，但这也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只要非专业性的分析师觉得有一丝不确定，便应当去咨询他的指导者。即使是专业的精神病医生，辨认并治疗一例潜伏的精神分裂症也很困难，对非专业人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我多次发现，许多施行心理治疗多年并亲自接受过分析的非专业人员是非常精明能干的。此外，施行心理治疗的医生数量本就不够多。从事这种工作，需要接受长期而全面的训练，亦需要广博的文化知识，这是极少有人能做到的。

医患关系，特别是当病患一方发生了移情，或医生与病患多少产生了无意识的认同时，可以引起超心理学现象。我常常碰上这种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病例，是我曾治愈过的一位心因性抑郁症患者。他回到家乡并结了婚，我对他妻子的印象并不好。第一眼看到她，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位病患很感激我。不过很明显，因为对他的影响，我成了他妻子的眼中钉。这种事常常发生，有些女人并不真心爱自己的丈夫，却心存嫉妒，要破坏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希望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她们自己面对丈夫时没有归属感。所有嫉妒之情的本质，皆是爱的缺乏。

那段时间，我在B市办了一场讲座。午夜时分，我才回到旅馆中。在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会儿天才去就寝，但是我久久无法入睡。大约凌晨两点，我——才刚刚睡着——又突然惊醒了，感到似乎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模糊地记得门是仓促间被推开的。我立即打开灯，但屋里并没有人。可能是有人走错了吧，我想，又朝走廊望了一眼，那里也异常安静。“怪了，”我心想，“确实有人来过房间里啊！”然后我便试着回忆究竟发生了什么，突然想起，我是被一阵钝痛弄醒的，仿佛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我的后脑勺。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的那位病患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稍后我又获悉，那颗子弹穿过他的前额，最终嵌入了颅骨后侧。

这个体验是真正的共时性现象，在与原型情境——这一例中是死亡——有关时，这种现象时常可见。通过无意识中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我很可能已感知到了现实中正在别处发生的事情。集体无意识（collescious）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说的“万物有情”的基础。在此例中，是无意识预先得知了那位病患的状况。其实，那天我整个晚上都莫名地觉得紧张不安，和平日的心境截然不同。

我从不试图改变病患，也从不对之加以强迫。我认为病患应该形成自己看待问题的视角，这才是最重要的。经我治疗后，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是犹太教徒，一切都仍遵从命运的安排。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犹太姑娘的案例，她曾丢弃了她的信仰。整件事始于我的一个梦，梦里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我的病患。她向我大致介绍了她的病情，而她一边讲着，我一边就想：“我一点儿都无法理解她。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即困扰她的一定是一种不寻常的恋父情结。以上就是梦的内容。

第二天，我的预约簿上写了四点整将有一次咨询。来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是犹太人，是富有的银行家之女，面容姣好，打扮入时，智商很高。她已接受过一次分析，可是那位医生却移情于她，最终请求她不要再去就诊了，因为如果她再去，他的婚姻就保不住了。

这位姑娘患焦虑症性神经症已有多年，碰上这种情况自然使她的病情加重了。我从既往病史入手，但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她适应能力很强，是个西方化了的犹太人，简直开明到骨子里。最初，我并不知道她的问题所在。突然，我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便想：“天哪，那么，她正是我梦里的那位姑娘。”但是，由于我在她身上丝毫没有看出恋父情结的痕迹，便按照我处理这种情况的习惯，询问有关她祖父的情况。她闭目沉思了片刻，我立刻感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我请她跟我讲讲她的祖父，进而得知她祖父是犹太某个教派的一位拉比[14]。“您是说‘哈希德教派’吗？”我问。她说是。我继续问道：“他既然是拉比，那他是否曾经当过圣徒呢？”“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一位圣徒，还开了天眼。不过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压根儿没这回事！”

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正在家里举行招待会，定睛一看，这位姑娘也在场呢。她来到我面前，问：“您有雨伞吗？雨实在下得太大了。”我真的找到一把雨伞，摸索着打开了它，准备把伞递给她。然而这时发生了什么呢？我竟跪下来，把伞呈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之后不到一周，她的神经症便消失无踪了。[15]这个梦向我展现了她并非一个肤浅的小姑娘，在这样的外表之下，她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圣人的品质。她没有神话观念，因此她天性中最本质的特征便无从表达。她全部有意识的活动皆指向了调情、穿衣打扮和性，毕竟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只晓得应该理智，过一种漫无目的的平淡生活。然而事实上，她是上帝之子，她的命运是实现上帝的秘密意志。我必须唤醒她心中的神话和宗教意识，因为她属于少不了精神活动的那一类人。由此，她的生活有了意义，神经症也烟消云散了。

在这个病例中，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去体会内在引导力量的存在。我向她解释了这一切，就实现了治愈。在这里，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人们面对人生问题时，给出了不恰当或错误的回答，却安于现状，从而变得精神失常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追求地位、婚姻、名声、表面的成功或是金钱，即使能够如愿以偿，也仍旧不幸福，还总是神经兮兮的。这类人就是井底之蛙了。他们的生活乏善可陈、漫无目的。但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为宽广的人格，通常神经症就会消失。因此，发展的观点对我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我的病患的主体部分不是信徒，而是失去了信仰的人。找我诊治之人，大多是迷途之羊。即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信徒仍有机会在教堂里体验“象征性的生活”。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弥撒、洗礼、效法基督以及许多其他的宗教仪式就明白了。但是，若想实践和体验这些象征，前提是信徒一方需要全身心投入，如今的人们着实缺乏这种精神。在神经症患者当中，这种精神便更加罕见。遇到此类病例，我们必须观察病患的无意识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象征，以补偿欠缺之处。但另一方面，病患在梦中或视象中看到了各种象征之后，是否能够理解其中含义并亲自承担结果，仍是个问题。

最初，这个梦显得有些令人费解。不过，作为神学家，做梦者应该记得，一个“池塘”，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皱了水面，并成为生病的人沐浴的地方——正是毕士大池（thepoolofBethesda）。一位天使降临凡间，触碰了水面，于是池水便有了治愈的力量。那阵微风即是圣灵，其可以随意而吹[17]，这使做梦者感到惊恐。其暗指一个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元神，它独立生活在天地间，其存在本身便令人类战栗。这位做梦者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毕士大池这一联想。他对此本没有奢望，因为这种事只会在《圣经》里出现，或顶多是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罢了，与心理状态毫无关系。让他时不时地提及圣灵，真是不在话下——可是，这不应该是一种能够体验到的现象！

我知道，做梦者应当克服他的害怕，或者说应该去超越他的恐惧。不过如果病患不愿走已在面前铺展开来的道路，或者不愿承担后果，我是从不揠苗助长的。我亦不赞同流于表面的假设，病患只是受到了普通阻抗的限制。阻抗——特别是当它们很顽固的时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时它们往往是不可小觑的警示。治疗之方法，或许是一剂毒药，不是人人都能化解得了，又或许是一次手术，如果使用不当，便会危及生命。

每逢触及内心最深处的体验，触碰到人格的核心时，很多人都会屈服于恐惧而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相较于其他人，神学家们面临的情况会困难得多。一方面，他们离宗教信仰更近；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多地受到教派和教规的束缚。体验内心带来的风险，精神的探险，是大多数人不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这类体验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对人们来说更像诅咒一般。倘若这类体验具有的是超自然的或起码是“历史性的”基础，就会易于被人们接受。但若是心灵的基础呢？当面对这个问题时，病患往往表现出未加思考但根深蒂固的对心灵的轻蔑。

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常常被要求对病患及其情绪“亦步亦趋”。我不认为这样做永远是正确的。有时，医生一方的积极干预也必不可少。

曾经有一位贵族夫人到我这里就诊，此人有掌掴她的雇员——包括医生在内——的习惯。她患的是强迫性神经症，曾在一所疗养院里接受治疗。自然，她很快就给了那里的主任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毕竟在她眼中，他不过就是个高级男仆。难道不是她给他发工资吗？这位医生转送她到了另外一家医院，但在那边，她又故技重演。由于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的精神失常，只是明显需要更加温柔谨慎的治疗，那位倒霉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这位病患需要的是男子气十足的回应。在此例中，倘若“亦步亦趋”，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比无所作为还要糟糕。她患强迫性精神病，正是因为她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因此这种人必须受到其他形式的约束——与之呼应，强迫症状就出现了。

数年前，我曾统计过我的治疗结果。我想不起具体的数字了。但保守估计，13的病患治愈了，13大大改善，还有13则没有实质效果。而这些没有改善的病例才是最难评价的，因为好些东西，病患在多年后才有所认识、得以理解，而只有那时，治疗才能发挥作用。常有以前的病患写信给我说：“我曾到您那里看病，但直到10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