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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第2页）

前两个月，姑妈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小屿替姑妈添了一个小孙子，姑妈非常欢喜。要找保姆，到处都找不到合适的。如今农村里活路多，钱好赚，媳妇姑娘出来做工的少了，要不就工钱要得很高。于是姑妈就到老家跑了一趟，带了个阿蕉出来，据说有点沾亲带故。说是带她逛北京城，住在小屿家，还包吃饭，顺便抱抱孩子。这样一来，工钱就不提了，只消塞几块零用钱。

“我们不管，她人不在，正好，把阿蕉的男人孩子送到她屋里去住。”弟媳妇说。

“房门锁死了，总不见得去撬锁！”小弟说。

“找小垠嘛，他总归有他母亲的房门钥匙。”小垠是姑妈的大儿子。

“垠出差了，我碰见凤娟（小垠的老婆）。凤娟说，姑妈出门跟他们招呼都不打，更不会把房门钥匙交出来的。”

姑妈偏爱小屿，不喜欢小垠，更不喜欢凤娟，小夫妻与她关系不和谐，这我们都清楚。

“那要凤娟解决问题呀，她总归是姑妈的媳妇嘛！”

“垠他们三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的亭子间，我怎么开得了口？”

“那怎么办？你就不顾……”弟媳妇眼圈一红，手摸了摸肚子。

“你别哭。你别哭么！”小弟烦躁地在客厅里转圈子，转了不知几圈，突然停下了，说：“有了！”

“怎么？”

“买些补品，给他们一点钱，买两张船票，今晚就送他们回乡下。”

“这？行吗？”这个“行”，是指良心上能否行得通。

“只有这个办法了，公社也有医院的，再说肝炎就是要养嘛。多花点钱，买一个无病无灾。”

“今晚的船票，到哪儿去弄？”

“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她认识航运局的局长。”

“妈妈？她会同意吗？”

“她要不同意，我就问她，你要不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子？”小弟在我们家年纪最轻，主意最大。

婆婆的耳朵皮最软，在她看来，丈夫和儿子的话都是接近真理的。

果然，婆婆晚上下班回家，把轮船票带回来了，还买了大包小包的吃的。由小弟出面，跟阿蕉的男人横竖解释了一大通，又送东西又塞钱，然后，赶在父亲回家前，把他们送走了。

公公晚上回来得很晚，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

“爸爸，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压妹（弟媳妇）怀着你的宝贝孙子，万一染上肝炎病毒，母子都有危险。这事都怪姑妈不好，她让阿蕉去给小屿带儿子，工钱都不付，简直是剥削！”小弟很精明，他知道怎样摆理由，他父亲才不会发火，而且他还会不失时机地转移主攻目标。

公公没作声，一边是他未来的孙子，一边是他惟一的亲姐姐，这个天平很难维持平衡，祛码捏在他手中，他却不知往哪边搁。

听我丈夫说，小弟之所以敢当着公公的面如此肆无忌惮地数落姑妈，那是有一段历史根源的。

我公公是三代独子，他没有兄弟，只有一个亲姐姐，他们姐弟之情是非常笃诚的。公公的父亲死得早，公公11岁就被送到镇上药店里当学徒。他曾想当个好郎中，给乡亲们治病，养活母亲和姐姐。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队，成了一名革命战士。母亲死后，他就把亲姐姐接到苏北根据地来了。全国解放后，他们姐弟先后调到了上海，虽然各自都有家庭，然而依旧像小时候一样地亲密。姐姐是弟弟家中最频繁的常客和最受欢迎的贵客，其实就如同一家人。姐姐参与弟弟家的一切内务和外交，弟弟家的任何事，姐姐都可以长辈的身份发表意见，甚至有一部分指挥权。这种特权并不是随便哪个亲戚可以得到的。这种鱼水和谐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文革”开始了。

除夕夜，外婆（我婆婆的母亲）做了一暖锅肉丸蛋饺粉丝菠菜汤，端着过门槛时，不慎绊了一下，暖锅的把柄油滑油滑的，从外婆手中滑脱摔了个粉碎。外婆脸色一下子灰白灰白了，半晌才说：“晦气晦气，要破大财了！”公公和婆婆都笑她“老迷信”。我婆婆亲自下厨重新做了一碗汤，大伙仍旧吃得兴高采烈，只有外婆再也不开一句口了。

没过多久，我公公就被当作“叛徒”、“漏网右派”、“特大号走资派”，被“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隔离审查。我婆婆也被勒令下干校劳动。全家人都被赶到一间房间里住，其余的都成了某某某造反兵团的司令部。于是外婆成天长吁短叹：“都是我，都是我不好！如果手里捏得牢一点，暖锅就不会滑脱了。”

“外婆，现在叛徒、走资派成批成批地揪出来，难道家家人家都是在年三十晚打碎只沙锅呀？”被她念叨得心烦，我丈夫就这么问。外婆答不出，陷入茫然的沉思。

公公婆婆隔离审查，外婆成了当家人。每个月，她总是数着有限的几张钞票（走资派家属每月15元生活费），精打细算地开支日常的花费。没几个月，外婆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有人敲门。

外婆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心慌意乱地去开门。进来的竟然是姑妈！

“哎呀，苏南（姑妈），你怎么长久不来了？家里搅得一塌糊涂，就盼你来相帮一把呢！”外婆像见了救难解劫的观世音菩萨，高兴得挤出了眼泪。

“姆妈，小点声……”姑妈探头看看对面那扇贴着“某某某造反兵团”纸片的门，然后，赶紧把房门掩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