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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苏西尼家族（第2页）

因此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而且，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还被带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并在那里到了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这个人是一些米兰和弗洛伦蒂贵夫人的私人医生，她们嫁给了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

特兰西瓦尼亚就是当时欧洲的“远东地区”。二十世纪早期一直是不毛之地，是德意志安置新增人口的地区。勤劳的萨克森农民把这块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繁荣、秩序良好的小国家，有城市和学校，还曾经有过一所大学。但这里远离交通和贸易要道。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希望远离宗教法庭，最好与它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和山脉，于是，这里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至于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和反动、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我要告诉读者们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在十六世纪上半叶时，对欧洲其他国家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受苦难的人们来说，波兰是一个真正的避难所。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是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长期以来，这个共和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管理最混乱的国家，这一点众所周知。当时，主教生活**、乡村牧师酗酒，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见之事。因此，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明显。

到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人们注意到，在很多德国大学里，波兰学生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这引起了维腾堡和莱比锡地方政府的巨大关注，并开始询问原因。他们发现，教会管理的波兰克拉科夫学院已彻底衰败，可怜的波兰人不得不出国寻求教育。过了一段时间，条顿的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来自华沙、拉多姆和琴斯托霍瓦的聪明年轻人自然也纷纷效仿。

当这些学生重返家乡，他们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

在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想消除错误思想还是非常容易的。然而，要这样做，必须把国家的统治者按照明确的共同政策团结起来。这当然和这个国家最神圣的传统背道而驰：在波兰，一张反对票就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便这些法律已经获得国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支持。

那位著名的维腾堡教授在传播其宗教思想的时候，还附带了一种经济副产品，即没收所有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间的博斯劳斯家族、乌拉蒂劳斯家族、骑士、伯爵、男爵、王族、公爵等都开始偏爱新教，因为新教可以让他们的包里装满钱。

于是人们开始了对教会不动产的邪恶争夺，出现了有名的“过渡时期”。从很久以前起，波兰人就借此避开或拖延最终审判日。在这期间，所有权力处于停顿状态。新教徒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

最终，新牧师们关于神学方面喋喋不休的争吵，又让农民们回到了教会的怀抱，波兰再一次成为最坚定的天主教堡垒之一。但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波兰终于允许各种宗教派别的存在。当西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了针对再洗礼教徒的灭绝战争时，幸存下来的再洗礼教徒逃往东方，最终在维斯瓦河沿岸定居下来。而此时，布兰德拉塔医生得到了苏西尼关于耶稣的书，并希望自己能和作者相识。

乔吉奥·布兰德拉塔是一位意大利医生，很有才能。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一位著名的妇科专家。他有些桀骜不驯，但他非常聪明。和同时代的很多医生一样，他又是神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例如，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斯福撒皇后的疾病。这位皇后固执地认为，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是错误的。病愈之后，她非常懊悔，从此以后，就只杀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的人。

这位皇后死后，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作为他们的私人医生，布兰德拉塔对波兰政治发挥了巨大影响。他知道，波兰内战随时可能爆发，除非采取措施结束长期以来的宗教争端。为此，他着手实现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和解。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一位在宗教争端的复杂事务方面能力强于自己的人，他认为耶稣生平的作者就是他需要的那个人。

他给苏西尼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不幸的是，当苏西尼到达特兰西瓦尼亚时，布兰德拉塔因为私生活问题而陷入了严重的丑闻之中。然后布兰德拉塔不得不辞职，不知去向。可是，苏西尼却流在了这里，后来他娶了一位波兰姑娘，死于1604年。

他生命的后二十年是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宽容这一主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

这些思想可以在《拉科教义问答手册》中找到。苏西尼写这本书，是把它作为通用法典，写给那些对世界怀有善意、希望结束宗教教派纷争的人们。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教义问答、信仰表白、信条、教条的年代。日耳曼、瑞典、法兰西、荷兰和丹麦等国的人们热衷写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印制粗糙的小册子都表明了一个可怕的信念：这些书包含着真理，所有政府都要庄严地保证他们支持这种特殊形式的真理，并用宝剑、绞刑架、火刑柱来惩罚那些坚信其他真理的人，这是他们的职责。

苏西尼的信仰却表达了和它们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一开始就用清楚的语言申明，自己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和他人争吵。

他继续说道：“很多虔诚的人们抱怨，迄今为止出版的，以及即将出版的各种宗教忏悔和教义问答，是基督教徒之间不和的祸根，因为它们都想把某些原则强加于人的良知上，都认为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是宗教异端。”

这样，苏西尼用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表明自己并不想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压制和排斥别人。他诉诸于普遍人性，做出了如下呼吁：

“要让每个人自由地判断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是《新约》和早期教会早已定下的规则。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是谁？我们有什么权利抑制和扑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内心点燃的神圣精神烈火？我们谁能独霸《圣经》的含义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记住，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兄弟，没有谁可以凌驾于他人灵魂之上呢？或许，我们的某个兄弟比其他人更有学问，但是，就自由和跟基督的关系上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有这一切说得好极了，只是早了三百年。不论是苏西尼派还是其他新教教派都别想永远控制这个世界。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已真正开始了。真正的耶稣会神父们开始对那些失去的领地指手划脚，新教徒边工作边争吵。不久，东部边境的人们又回到了罗马这边。今天，去这些欧洲偏远地区的旅行者可能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思想的坚强堡垒；他们也不会想到，在这些深受路德思想影响的阴郁山脉之间，有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建立实际的宽容体制而制定的明确计划。

出于好奇，我最近花了一上午时间，在图书馆读了一份书目，书目列出了我国青年了解历史的全部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提到苏西尼派或者苏西尼叔侄。这些书都从社会民主派直接跳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索比斯基跳到萨拉森。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都在其中，包括欧哥朗柏迪和一些次要人物。

其中一本仅提到了两个伟大的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但他们似乎只在路德或加尔文言行记录的含混附录中出现过。

预言是危险的。然而，我觉得，在此后三百年的历史中，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苏西尼叔侄也会占据他们光辉的一小章，历史上宗教改革的英雄们只能放到篇尾的次要位置。

这些英雄的名字要是放在脚注的位置，会非常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