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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2页）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性与原则性极强的共产党人。他回到上海以后，尽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发不是首先向他介绍国内的情，而是向他提出质问，可他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作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发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认错误。相反，他分别找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在全面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以后，再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会如此快的承认错误，除去周恩来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那一套狂热的革命构想就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这时，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来应该做的一是了解情况，再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另外，他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几年，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此前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是错误的；另外，他通过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同志的交谈，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依然是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胜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动上。换言之，还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因此，他在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讲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问题：“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所认识是一大进步。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他犯错误是大张旗鼓的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的改。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误了。8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讲：“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央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向忠发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强调革命者家庭出身的产物。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绝不称职的！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又取代周恩来成了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时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坦**胸怀，对所犯错误还要进行一些辩解。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结论的这段话：“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周恩来受命连夜为中共中央草拟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大意谓：“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通过上述扼要的介绍，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回国仅仅一个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使李立三初步认识到自己的盲动错误。

8月26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这时，国内的局势又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碎变：蒋介石在津浦线上打垮晋军之后，遂集中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上，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起最后的一击。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属下在蒋氏武力进逼和金钱收买之下，相继叛冯投蒋，整个中原战场出现了倒向蒋介石的大势。

与此同时，蒋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长沙、南昌，对付冒险攻打大城市的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先后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不得不于8月29日撤兵罢战。但是，如此贸然进攻长沙，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就是在这前后，被李立三吹嘘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的代价，终成泡影。自然，李立三所寄希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由于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使得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批反对立三路线的党的干部遭到打击与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敌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来痛心的是，他刚刚回国就获悉：浑代英同志因反对李立三的盲动错误受到迫害，也就在他回国前不久已经落入了敌手。

周恩来听后非常痛心，立即找来陈赓等同志，一块研究了营救挥代英的方案。由此，他更加认识到立三所犯错误的危害！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周恩来一边与瞿秋白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批评李立三等同志的错误，一边又担负起了所谓处理善后的工作。换言之，也就是把在立三错误影响下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举例说，湖北问题是立三路线对全国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为严重。为此，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接连起草并发出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评介：

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幕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这封信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0己的弱点。9月4日的信上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他强调：“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弄清。”“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月9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千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历经上述诸方面的努力之后，遂与瞿秋白等商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前一阶段中央工作的失误，在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基础上开创未来。自然，像这样的中央全会，犯有错误的李立三只有接受全会批评的义务，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不能充任全会的主持人。由谁出面领导六届三中全会呢？就其常规而言，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命共产国际回国解决立三同志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担负起领导召开三中全会的责任。然而向来没有权欲的周恩来却主动让贤，请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主持。对此，列席六届三中全会的聂荣臻作了如下回忆：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面，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翟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约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虚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来在酝酿补选中央领导成员的时候，他却考虑到红军、根据地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当仁不让地提名远在赣南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此可见，他是本着立党为公的原则行事的。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周恩来又命中央特委的陈赓等同志选好会址，提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之后，遂决定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

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同时，又错误地把何孟雄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见风使舵，借机发难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导思想，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因此，大会开幕第一天的主要议程，也就是由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案》的报告。他依据该决议案的精神，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严肃地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所做出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失误。他在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之后，明确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由于他在离开莫斯科接受任务的时候，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所以他在报告中主张：“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他虽然认为李立三个人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可也只认识到这样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烦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其中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等。

与会者的发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所谓检查，基本上统一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周恩来的上述论证上。简之，与会的同志都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来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贡献，除去终止李立三的错误继续发展外，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领导。”并提议设立苏区中央局，指导全国红军的发展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与瞿秋白一道提名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通过。

周恩来为了提醒全党重视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以此为标志，说明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

周恩来是为了解剖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呢，还是为了通过阐述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这一新论点，让更多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觉醒？总之，他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郑重地说道：“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他在论述了红军官兵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之后，又明确指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领导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确定了会后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接着，由周恩来提议，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后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审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也有着明显的不足或错误，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视为“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这除去认识上的差距与表现了某种妥协和调和之外，还为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并把王明捧上台打下了伏笔。更为严重的是，在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不仅没有认识到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相反被视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又为王明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谁是被党中央错误地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呢？他就是何孟雄。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何孟雄等的问题上犯有错误，使得党内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另外，由于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且使他在六届四中前后在政治上变得有些被动，所以，很有必要对何孟雄作一介绍：

应当说及的是：何孟雄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实等。同时，也受到了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淮会、沪东、沪中区委中许多干部与党员的拥护和支持。被同志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等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行为，即使到了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不仅没有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反而招致一场无情的打击，并被诬蔑为“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请看如下的事实：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书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也或许当时的中央把何孟雄的问题看得相当严重，竟然在《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不仅号召全党批判何孟雄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还严厉指责同情何孟雄观点的同志为调和派。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压力下，9月4日，中央又指示江苏省委：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10日，又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严厉批判何孟雄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接着，《红旗日报》又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公开批判何孟雄的所谓反动理论。一时间，党内似乎不是着力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集中火力挞伐何孟雄的“右倾机会主义”。诚如李维汉多年之后所评说：“结果，孟雄被立三指斥为‘取消派暗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和沪中区委书记职务，降为江苏省委干事。其他支持何孟雄的同志也都遭到打击。”

何孟雄自视手中握有真理，面对这暴风骤雨式的围攻与批判处之泰然，为了党的革命大业，他不畏打压，不惧降职，继续向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力陈己见，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高尚节操！

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做了如下评价：“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缺点，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选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就在李立三狂热地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还有与何孟雄等人一道反对立三错误的小圈子，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所存在的问题，等于授给了王明借机发难——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瞿秋白这一机会，继之又在六届四中全会登上了权力的中心。王明在这段历史中做了些什么呢？

王明在被捕期间由于泄露党的机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接着，他就调离中央机关，到全总工作。对此，王明耿耿于怀。有一次，他主动找全总的负责人罗章龙长谈，倾吐自己所谓的怀才不遇的情绪。多年之后，罗章龙较为平静地回忆了他们这次谈话：

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是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