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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3页）

王明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苏联读书有年，背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中所谓闪光的词句，并视为立身革命之宝，另外，由于他是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恩师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视为尚方宝剑。因此，有谁敢于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从理论到行动上都要坚决抗衡到底！谁要在文章、言行中有违背这些所谓闪光的词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驳。正当王明竭尽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他突然从李立三的文章中发现有违背马列著作的。同时，他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中共中央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分歧。接着，他又得知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发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为此，他欣喜若狂，认为上台掌权的时机到了，遂召集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一良机对李立三发动一次批判。在他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作总结时说了如下这段话：“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开会那天，他们四人按照事先的准备，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发言之后，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发表反对意见，最后，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对5月11日的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了显示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所谓精湛水平，他们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大辩论！

据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李初梨同志的回忆：“大约7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不久，“身穿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梨报到。李初梨安排他住机关，由于他是单身一人，遂将著名的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坚调来，与王明假扮夫妻住机关。据入团不久的易坚回忆，她本不愿意与王明假扮夫妻，出于组织决定，大约合住了二三个月。最为有意思的是，李初梨受命帮助王明，出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梨受王明的影响，遂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的支持者。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等人相信此会是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遂表示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因此，原来曾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一度很紧张的党内斗争也日趋缓和。

但是，周恩来是一位相当现实的共产党人，他清楚这暂时趋于和缓的局面仅仅是表面现象，只要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这隐伏的矛盾依然会重新爆发。为此，他主动找瞿秋白等同志商议：“秋白同志，三中全会虽然解决了立三同志的错误，但党内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我们还应当做许多工作。”

对此，瞿秋白想得比周恩来要复杂一些，因为他在留守莫斯科两年多的时间里，清楚王明等人与米夫等人的特殊关系，在他看来，几个刚刚留学回国的青年敢于如此大反“立三路线”，是一定有国际背景的。时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李立三立即去莫斯科解决问题，一旦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问题改变认识，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起来。因为，为解决中国留学生问题，蟹秋白得罪了米夫，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万一出现不测事件，不仅中共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他也必然要接受王明等人的挑战。所以，蟹秋白有些沉重地说道：“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统一全党认识的难度是很大的。当然，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做好立三同志的善后工作。接下来，我们再与何孟雄同志、王明同志等人平心静气地多谈几次话，把党内不同的认识统一到国际指示精神上来。”

李立三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了，他经历过党内不少次斗争，也清楚共产国际——尤其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办法。所以，他打心底深处是不愿意去莫斯科的。另外，虽说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评，选掉了他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可依然还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能留在上海中央，在周恩来、瞿秋白这些老战友的帮助下认识自己的错误，自信还能继续为党做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他是何等地想与周恩来、瞿秋白好好地深谈一次啊！但是，当他想到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使得归来的周恩来、瞿秋白为他的错误做补救工作，就又不好意思地再叨扰他们了！这些天来，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家里边闭门思过，边考虑到莫斯科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恰在这时，周恩来提着一篮水果与瞿秋白叩开了李立三的家门，他们一人抓住李立三一只手，相视许久，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也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下，李立三才感到情谊二字的分量！

或许瞿秋白有过相同的犯错误的经历，遂带头打破这用真情织成的氛围，颇动感情地说道：“我记得当年犯了盲动错误之后，最怕的是同志们冷淡自己，最想的是和知心的战友述说自己的苦衷。”

这句话恰好打中了李立三的心病，他连连点头称是，就是找不到一句表达自已心情的话说，“不要说了，”瞿秋白用手示意李立三不要说话，“今天，当我动议前来看你的时候，恩来已经买好了这篮水果，约我一道来看你，作一次战友式的长谈。”

“恩来！”李立三说罢又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的双手。

“我了解立三同志，”周恩来十分真诚地说道，“你的性格是一团火，犯错误犯得轰轰烈烈，承认错误也承认得干脆彻底。今天，我和秋白同志来看你，就是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接着，李立三沉重地对着周恩来与瞿秋白，较为全面地谈了自己对错误的认识。最后，他恳切地说：“国际要我立即赶到莫斯科作出检查，可我在这种时候不想去，想留在上海，和你们一边战斗一边改正自己的错误。”

瞿秋白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人，他虽然主持了三中全会，但在改选的时候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则当选为新的三人常委之一，像李立三去留这样的大事，只能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回答。所以，他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恩来同志，我是能理解立三同志这一请求的。”

“那我就服从国际决定，立即赶赴莫斯科，承担一切责任。”

不久，共产国际驳回周恩来的请求。就这样，李立三动身去莫斯科，不仅导致米夫来华，而且他自己也被扣在苏联长达十七年。

接着，周恩来又单独找何孟雄等谈话，反复向何孟雄解释：“你的意见，包括你写给政治局的书面材料，我全都认真地研读过了，其中有很多意见，我也是赞成的。但是，你认定立三同志犯的是路线错误，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何孟雄并不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另外，他对周恩来个人也并无私见。因此，他也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从我反对秋白同志的盲动错误，到这一次反对立三同志的‘左’倾路线，我一直感到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

“你的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周恩来转身取来一份文件，非常严肃地说，“你看吧，国际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国际所做的这一结论是在7月。”接着，何孟雄气愤地讲述了李立三的“左”倾言行之后又说，“立三同志在8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了那样多不尊重，简直是反共产国际的话，比方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等等，一旦国际知道这些讲话，又将如何看待立三同志的错误呢？”

对此，周恩来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然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言行只能与中央政治局保持一致。为此，他面对何孟雄这有理有据的反问，遂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恩来同志，”何孟雄的确是有些动感情了，“我何孟雄自从跟着李守常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争过什么。可是，我作为一名党员，不能眼看着革命大业断送在这些‘左’倾盲动者的手里！”

周恩来凝思片刻，间道：“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请中央密切注意：蒋介石在战胜冯、阎后的动向。”

周恩来赞同地点了点头。

双十节，将介石带甲山陵，苹孙中山大旗，排斥异己；营救关向应；周恩来及时果断地处理了黄第洪叛共投蒋事件；王明被安排去苏区，他仍对狱中的孟庆树一往情深

或许是性格过于刻板固执，也或许是与行伍出身有关，蒋介石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据他的最亲信的侍卫回忆说，他每日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就穿着睡衣轻轻地离开温馨的双人床，为了怕惊醒喜爱晨睡的夫人宋美龄，小心地穿好拖鞋，蹄着脚，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尚未开启的窗慢陷入沉思：一是回忆昨天工作的情况，再是暗自部署当天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

众所周知，蒋介石为了与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元老争抢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而登上中山先生留下来的权力宝座，其中修建中山陵，是他走的若干步棋中很重要的一着。自从他完成奉安大典之后，在重要节日带头渴陵，遂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仪式。自然，他的用意还是那句老话：纪念死人为了活人。把话说白了，他有意利用中山先生这块近似神位的牌子，达到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今天是所谓国庆干九年纪念日，他岂能不带头登中山陵、渴先总理像呢！

宋美龄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女政治家。今天，她学着西方总统夫人的样子，身着所谓国服——高档的旗袍，亲昵地挎着蒋介石，沿着那不知登过多少次的石级，十分和谐地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然而，当他们一道登上了中山陵之后，稍有微喘的宋美龄蓦然抬起头，看见了那钟型的建筑。也就是这刹那间，她由自由之钟想到了她所敬仰的美国的自由女神，遂又由自由女神想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待她想到就要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就又禁不住地暗自啃叹：“中国何时才能实现美国式的自由呢？……”

有顷，宋美龄从她的理想王国回到了现实，她微微地摇了摇头，旋又有意转身俯瞰那些拾级而上的军政官员，她没有发出这样的自问：“有几个是真心来拜中山先生的呢？”而是淡然一笑。接着，她又侧目一看，只见蒋介石驻步原地一动不动，向着南天眺望，似在凝思些什么。或许她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款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小声地问道：“达令，你还是在想北方的战事吧？”

蒋介石闻声依然远眺南天，仅仅冷然一笑，操着不无蔑视的口吻说道：“区区小事，何足道哉！北方的战事，我早已胜算在握，用不着我再费心劳神了。”

“那……你在此时此地想些什么呢？”

“一个是抽象的——也就是汪精卫这些书生们说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冯、阎二人缴械后，摆在我面前的——也是很实在的安邦定国的大事。”

宋美龄一听愕然，似乎觉得这些话不是从蒋介石的嘴里说出来的。她沉吟有顷，好奇地问道：“你所指的抽象的理论问题……”

“你就站在中山陵前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行！”蒋介石沉吟有顷，感慨万千地说，“我承继了中山先生留下的全部遗产，自然也要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