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国蠢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于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煮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张国煮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对此,张国煮作了如下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寿、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
虽说张国煮的上述回忆存在着错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中国未来革命的构想;如果再联想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一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的阶段。
张国煮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须派一名有经验又熟悉通过长江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护送张国燕、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在人选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
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但是,在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后,他当年混迹黑社会中的一些恶习复发。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出身,而且还是中央负责保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认为了不起,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最后,他竟然发展到骄横跋雇,不可一世,连党都不放在眼里,中央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那时,他除了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化广奇魔术店”作为联络点以外,还利用党的经费在英租界威海卫路八0二号一幢石库门包租一座“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考究。按照白区工作的规定,他的家只有陈赓、李强能去,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能造访登门,这就为他过着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条件。据陈赓说,他曾去过顾顺章家两次,发现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请“星相家”看相算命,当他听“星相家”吹嘘他有“福相”,将来能当皇帝之后,还得意不已。对此,陈赓气愤之极,他曾对柯麟说了如下这句话:“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赓的上述报告之后,找顾顺章谈话,严厉批评,并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作为共产党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顾顺章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批评和阻止,才没酿成无可挽救的悲剧。对此,聂荣臻曾作过如下记述:
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千,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店,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大家制止了。
由于顾顺章的人生观完全堕落了,或者说他作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内心中,对上述那些丑恶的腐化生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周恩来等同志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与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馆”照旧胡来。另外,他还清楚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有一个公开的情人,党的所有领导都未出面批评过。这不仅给他找到了继续胡作非为的借口,而且也为他演出阳奉阴违、屡教不改的丑剧提供了依据。为此,周恩来毅然作出决定:顾顺章调离中央特科,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领导力量,随中央迁往江西。
顾顺章当然清楚周恩来这一决定的真正用意,遂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另外,他自幼生长在大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中,这些年又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让他去江西住农村,时时与枪林弹雨打交道,他打心里是不愿意的。
说到顾顺章的思想变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严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各地党组织相继破坏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相继登报离开了党。这时的顾顺章也产生了离党投蒋的想法。也就是在他奉命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预留了一封向蒋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写字台里备用,大意谓“不满共产党”,“早有反正来归之心”等等,并叮嘱其妻说:“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
周恩来于1950年5月在军委情报部的一次讲话中曾说过:“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而我们没有预先警觉。”
周恩来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是符合顾顺章的实际情况的;二是“我们没有预先警觉”,笔者认为这是周恩来的自谦。周恩来曾数度批评顾顺章,并决定将其调离特科等。同时,他还调聂荣臻进中央特科,接手顾顺章所负责的有关军事情报等。这都说明周恩来预先是有警觉的。就其常理而言,当顾顺章尚未变成叛徒之前,谁也不可能警觉到他一定会叛变。
另外,还有一个可佐证周恩来预先有警觉的事例,就是他亲自决定调牧师董健吾随同顾顺章护送张国煮、陈昌浩去武昌。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不仅是通硕大儒杨度先生的弟子,同时还与宋氏兄妹有着较深的私谊;再者,他原先曾为冯玉样将军读经讲道,与西北军中的高级将官相识,时下被蒋介石改编的西北军多数调往鄂豫皖三省,执行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根据地任务。在周恩来看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西去武汉的期间,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事件,董健吾还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条件化险为夷。再者,董健吾早年出于好玩,也曾经练过几手小魔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与化名为化广奇大魔术师的顾顺章配合一下。
周恩来亲自找董健吾谈话:“过两天,有位很重要的同志去远方,这护送任务,仅顾顺章同志一人我不放心。”
董健吾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一言不发,静静地接受周恩来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想了很久,知道你也会玩两手魔术,想请你协助顾顺章同志完成这项任务。”
董健吾微微地点了点头,小声地问道:“我是以神职人员出行,还是以普通百姓与老顾同行呢?”
“以普通百姓的身份为好。”周恩来说罢又补充道,“不过,你照样带着牧师的着装,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做掩护嘛!”
“我还有其他的特殊任务吗?”
“有!”接着,周恩来指出时下白色恐怖严重,到处都有敌人的警察与暗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另外,顾顺章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是知名的人物,不仅有不少特务认识他,而且还有很多叛徒想拿他加官晋级。最后,他又有些沉重地说:“可是老顾呢,他一向爱出风头,又喜欢登台玩几手魔术,加之这次是去武汉,他在那里的熟人很多,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出大的事情的。”
董健吾一听责任重大,遂又陷入静听与凝思的状态中。
“因此,我要求你此行务必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发生意外。”
“万一……”
“绝对不能有万一!”周恩来说罢又想到了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董健吾是没有办法制约的。他沉吟片刻,又看了看沉重点头的董健吾,“万一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的苗头,你要立即向上海报告。”
“是!”董健吾下意识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我也只有请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了。”
接着,周恩来又亲自找顾顺章面谈,重申了这次护送张国燕、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意义,以及沿途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他深沉地说道:“顺章同志,祝你一路顺风,早去早回。”
顾顺章当然明白“早去早回”这四个字的含义,同时也越发感到共事多年的周恩来已对自己持有戒心。他笑了笑说:“还是那句老话,后会有期,请放心!”
恰在这时,张国煮前来领受登程西去的具体任务。寒暄过后,顾顺章成竹在胸地说道:“国同志,你和昌浩同志于4月1日启程,这天有一艘来往上海和武汉的‘野鸡船’,老板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们乘一条船走?”张国煮愕然问道。
“不!我和董牧师带一支小魔术队,于3月30日乘英国轮船先行一步,在汉口安排好有关人员,好护送你们安全进入鄂豫皖苏区黄安。”
“那就全拜托你了!”张国烹说罢转而看见提前送行的周恩来,问道,“恩来,你还有什么叮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