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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5（第3页）

“该说的，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全都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在鄂豫皖尽快打开局面。”周恩来说道。

“请放心，我会努力去做的。”张国煮答说。

周恩来似对顾顺章依然不放心，沉重地说出原沪西区委书记尤崇新调到武汉不久即被捕叛变，他天天领着敌特警察走街串户，抓捕共产党人，给武汉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威胁。最后又关照：“顺章同志，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众场合相遇……”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顾顺章冷笑了一声，“到时，我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不准蛮干！”周恩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随即，他又近似下达命令地说道，“你一定要记住：快去快回！”

“是！”顾顺章颇有情绪地答说。

大故当前，苏区中央局对反“围剿”意见分吱；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钱壮飞虎口脱险，及时转送情报；周恩来镇定指挥，剪除了殃及全党的灾难

张国煮是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离去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只有向忠发、周恩来二人；另外，向忠发、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要相继撤离上海，进入各中央苏区、因此中央必须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为此，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举行常委会议，“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由于沈泽民已经进入鄂豫皖苏区，他的宣传部长一职由从苏联归来不久的洛甫（张闻夭）接任。

接着，周恩来通过钱壮飞等不同的渠道获悉，何应钦于3月27日下达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并于4月1日分四路大举进犯。其进攻路线如次：

第十九路军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主力由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由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六路军第五、第二十四、第八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第五十六师准备由建宁经安远汛相机会攻广昌。

同时，何应钦对这次“围剿”中央苏区还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因而他“在军事上，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点五公里、五公里或十公里，每前进一步，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大部队才‘向前推进；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个城镇，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地主豪绅政权）和‘守望队’（地主豪绅武装），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办法相配合，还派遣特务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扰乱红军后方”等等，给红军制订粉碎这次“围剿”的战略与战术，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看了上述情报之后，除去自己压力重重之外，的确也为朱德、毛泽东等前线指挥员捏着一把汗。因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兵力对比是六比一，且敌人装备优于红军许多；另外，江西中央分局至今还未报来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计划，这说明前线指挥员在制订战略的时候有分歧。为此，他把这份情报转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通过交通局立刻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等作参考，希冀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来。

周恩来从战略全局考虑，为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他在参预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在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红军苏区反对军阀第二次的进攻。这一任务，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同时，中央又致信闽粤赣特委，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苏区的后防，保障中央苏区的胜利”。要求“尽力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从军事政治方面坚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周恩来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把敌人极大限度地滞留在中央苏区的东、南两个方向。

周恩来清楚何应钦坐镇南昌，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司令部，位于中央苏区的北与西北两方。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长江以北，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严肃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同时，还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把已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的敌人分散或滞阻在南、东、北、西北诸方向，等于为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二次“围剿”之前，就减轻了外围的压力。

周恩来考虑到此次“进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多为冯玉样的西北军，为了便于从上层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借以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同时，迅速地发展北方的革命运动，洋决定派熟悉北方情况的胡鄂公、杨献珍二人，去天津发展政治情报工作。恰在胡、杨二人领任受命，刚刚到达天津之际，周恩来又惊悉，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再次遭到敌人大的破坏，省委的多数负责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胡、杨二人：暂缓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立即与曾任天津税务局长的刘少白同志联系，先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4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订的反“围剿”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去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来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不仅为“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而焦虑，更重要的是还考虑到中央近来向各根据地派去了很多同志，如与当地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发生意见分歧“可不是件好事”，一定会影响打破接踵而来的不同形式的“围剿”。为此，中央政治局于4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他认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了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他明确指出，“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事后追论，周恩来这一思想不仅对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派出的“钦差大臣”是一种制约，同时也从旁支持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当地的领导同志。自然，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也是一种支持。

然而，周恩来在处理、决策上述大事的同时，他时时都在关注顾顺章护送张国煮、陈昌浩的行踪。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依然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想到顾顺章的表现，以及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央特委成员之一，同时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并兼管上海与苏区的交通线。因此他知道党中央的事情很多，他有亲属多人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的一切机密、机关住地，他完全了解”。万一在西去武汉期间发生意外事件，那对党的危害可就太大了！随着时日的流逝，周恩来的心情越发焦急不安，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从上海到武汉往返不过五天，可他走了这样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国煮、昌浩安全到达目的地了吗？他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吧？”

据张国煮回忆：他是在顾顺章的安排下，由顾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先把他拉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扮作香港来的商人，然后于翌日凌晨3时登上那艘“野鸡船”。接着，他走进水手舱中，见到扮作他的伙计的陈昌浩，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溯长江而上，直驶武汉。由于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张国煮是贩鸦片的巨商，张国煮与陈昌浩就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将，且只输不赢，给同船的人造成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的错觉，故很顺利地驶抵武汉。

张国熹按照顾顺章的安排于傍晚6时下船，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上码头，在码头外的要道上，看见一位青年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张、陈投射了一个暗号，这个年轻人遂坐上一辆人力车离去。张国煮与陈昌浩也分别坐上人力车，跟着这个青年人的后面，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顾顺章住在日租界一条僻静街道的二楼上，他在这里接待了张国熹和陈昌浩。他告诉张、陈二人：“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也就是说，张国煮与陈昌浩至少要在汉日停留三天。由于这个地方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顾顺章又向张国煮说了一件张向来不知道的事情。顾顺章说他是有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接着他又对张国煮说道：“我看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去住，那是一个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怀疑。”

张国煮认为：“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夭内就会出事。我们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

最后，按照共同议定的一动不如一静的方案，张国煮与陈昌浩于8日上午8时，跟着从9豫皖派来的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坐上公共汽车向鄂豫皖驶去。

顾顺章于4月8日就完成了护送张国煮与陈昌浩的任务，他为什么还不回上海向周恩来复命呢？对此，同行的董健吾于1961年说过如下这段话：

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灭在公园里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臼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上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然。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候，友人问我乘何轮船？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阿福沿途还可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换洛阳轮的船票。

董健吾乘船东下上海不久，周恩来对顾顺章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顾顺章因在武汉新市场游艺场变魔术被叛徒发现，继而被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顾顺章是一位极爱出风头的人，又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当他完成任务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他就是在这种特殊矛盾的心情下滞留于武汉的。他在滞留武汉期间，以“化广奇”大魔术师的化名，公开在汉口表演大套魔术。为了扩大影响，以广招徕，他又在汉口的街头大贴广告。像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物突然在汉口出现，不仅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且也必然引起汉口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事有凑巧，顾顺章恰在马路上遇到了叛徒尤崇新。

尤崇新由上海调往武汉后，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他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徐恩曾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当侦探。自然，他的任务是搜捕中共领导人。另外，尤崇新早在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当尤在马路上见到顾顺章后，就暗示同行的特务跟踪，一直跟到‘世界旅馆’，立刻派人将顾逮捕。”由于顾顺章早有叛变投敌之心，故被捕之后立即叛变。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是鄂籍国民党要人何成浚，为蒋介石分共排俄、促成张学良易帜等立有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知武汉三镇位处要津，平汉、粤汉铁路纵穿南北，长江横过东西，南接广州，北达北平，西入四川，东下上海，各种势力，尤其是贩运鸦片的青帮、洪门、袍哥等黑社会，不仅都在武汉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有着极其严密的横向联系。因此，他委任洪门头子杨庆山出任行营属下的侦缉处处长。1930年8月，徐恩曾打着调查科的名义，派亲信蔡孟坚到武汉，负责两湖地区的“铲共肃反工作”。何成浚当然清楚蔡孟坚不是自己的人，更知蔡的真正的领导是坐镇南京的涂恩曾。他为平衡与陈立夫的关系，遂委任蔡孟坚为侦缉处副处长。由此，蔡孟坚与杨庆山勾结一起，采用软化的自首政策收买共产党的叛徒，破坏和镇压武汉地区的中共组织。策反尤崇新即为蔡孟坚走马上任后的一大杰作。

是日深夜，杨庆山与蔡孟坚相继赶到侦缉处，提审被捕的顾顺章。在他们看来，或者说从经验出发，像顾顺章这样级别的共产党人，是很难变节投降的。因此，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静观顾顺章的表现。出乎他们所料的是，顾顺章一被带进室内，就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蔡孟坚闻声一怔，他看了看顾顺章故作镇静的表情，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作为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当然清楚各地对付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特务的负责人。另外，他还清楚武汉侦缉处杨庆山虽是处长，但与南京没有什么瓜葛，而副处长蔡孟坚却是徐恩曾的嫡系，如要与南京取得联系，只有利用蔡孟坚这特殊的身份。这就是顾顺章进门之后把处长杨庆山晾在一边的原因。他一见蔡孟坚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再一听问话的口气，已猜出面前这位少年得志的人就是蔡孟坚。故答说：“我当然知道，他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