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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2页）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袋何及！

正当党的白区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上海难以存身之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却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喜讯！周恩来从白区工作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感悟到：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时，他虽然还未认识到毛泽东逐步总结出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从中央苏区两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中看到：党的中央机关必须尽快地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为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周恩来在安排总书记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也赶往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在这期间，周恩来为了防止政治情绪不高、私人生活又很不检点的总书记出事，决定把向忠发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

或许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北方的顺直省委于6月再次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江南各省市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周恩来为了把白区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指示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设法隐蔽或转移，特别强调在香港的蔡和森一定要从香港撤退。

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于半个月中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对于蒋介石而言真是大丢其面子的事，因为他在5月12日召开的第四次国民会议上向中外宣告：此次用兵是一定能“剿灭赤匪”的！因此，当他听说第二次“围剿”仅仅半个月就失败了，大光其火、连骂几声“娘希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蒋介石看来，进攻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了，但是在上海却因顾顺章叛变取得了胜利，虽说这胜利令他并不满意。为此，他召见了何应钦与陈立夫：“从现在起，你们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不根除隐藏在大城市中的共产党，绝不罢休！不消灭农村的共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共匪，绝不眼目！”

何应钦对此心领神会。他在总结第二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同时，尽快向蒋介石提出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计划。

作为政客的陈立夫，也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意：能否再打一个像顾顺章这样漂亮的战役，一举歼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导人。可是，他心里十分明白：谈何容易啊！思之良久，便召来了顾顺章，十分客气地说道：“顾先生，蒋公对你指认浑匪代英十分欣赏，让我等对你优礼尤加。”

顾顺章是笃信“猫是不会给耗子拜年”这句俗话的。他一听陈立夫的话音，就清楚陈想利用他继续扩大所谓战果。他稍许平静一下，说道：“谢蒋公，谢陈先生。”

“顾先生，你还有什么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吗？”

‘有。”“是什么级别的？”“中共的大人物。”“谁？”坐在一边的徐恩曾迫不及待地问道。“蔡和森。”

徐恩曾听后喜不自禁地望了一眼陈立夫，出乎他所料的是这位顶头上司并没有他那突如其来的欢喜，依然是那样的严肃，他匆忙收起自己拌然而起的笑颜，静观陈立夫下一步棋的走法。

“顾先生，”陈立夫终于说话了，池扼要地讲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对蔡和森的一些看法后把脸一沉，问道，“像蔡匪和森这样重要的人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呢？”

“和森早已奉调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据我的判断，事发之后，周恩来已经通知他转移……”

“既然知道他已转移，你……”

“可我深知和森的为人，他是绝不会扔下广东的工作的。所以，我认为他还在香港，最多是换个住处。”

“有道理，”陈立夫点了点头，“顾先生，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抓到蔡匪和森呢？”

“若想抓到和森，非我亲自南下香港。可是我的身份……”

“不应成为你为党国立功图报的负担嘛！”陈立夫说罢看了看徐恩曾，以命令的口气说道，“徐科长，你立即派儿个弟兄，带足路费，陪同顾先生南下香港。”

就这样，顾顺章就像是一条不受信任的狗，在陈立夫派出的人的监视下南下香港，捕捉蔡和森去了。

蔡和森是一位视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他留下的名言是：“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偕再婚夫人李一纯等到达香港以后，“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在他不知疲倦的努力下，数度遭到敌人破坏的广东省委的工作又有了起色。

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除去英国殖民主义者外，大陆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黑社会，都在这里你争我夺，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们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又是一致的。因此，蔡和森在这个人鬼杂处的地方开展工作是很危险的。不久，他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本能地想到了党的损失；接着，他又收到了党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从香港撤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清楚自己因为职务的原因，与顾顺章曾长期在党中央共过事，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时下顾顺章叛变了，必然会对他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当蔡和森决定是去还是留的时候，他以不忍扔下广东的工作为由选择了留。就这样，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留在香港领导广东省委的工作。说到他的被捕，《蔡和森》一文做了如下记述：

这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的，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混等四人。

对于蔡和森同志的被捕，党中央，尤其是周恩来非常痛惜。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他依然开会研究了营救蔡和森的具体措施。党中央认为，只要蔡和森关在英国设在香港的狱中就是安全的。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国民党把蔡和森引渡到广州去。为此，通知李少石在香港筹足资金，争取把蔡和森从英国人的监狱中保释出来。

也就是在蔡和森被捕的同一天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该总结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病源。”在此总结中，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明确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该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都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

恰在这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继6月6日发表《为“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之后，又于6月15日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为消灭红军，要求全国同胞“勿存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诊之心理”，“勿存观望之心理”。并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挠，有进无退”。接着，蒋介石离开南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战略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组织为：“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这与三万多人的红军几乎形成了十比一。

就在蒋介石部署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陈立夫向他报告：顾顺章南下香港，指认并逮捕了中共领袖级的人物蔡和森。蒋介石当然清楚蔡和森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英国人在香港的法律，故有意地问道：“蔡匪和森从英方引渡过来了吗？”

“我正在通过有关的部门办理。”

“我的原则是：一、要快；二、为一户决，不怕花钱。一句话，绝不允许共匪采用同样的办法抢在我们的前面。”

蒋介石的计谋得逞了。据史记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香港英国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在两小时前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了”。真是苍天无眼，或有意残害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啊！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蒋介石偕夫人游庐山，又意外地受到王亚樵属下暗杀未遂，虚惊一场。更为可笑的是，多疑的蒋氏竟然认为这次谋杀一定是共产党所为。接着，他收到了广东陈济棠的密电，大意谓：蔡匪和森业已引渡到广州，请示处理方略。他当即指示陈立夫：如归向中央，可解回南京；如冥顽不化，就地处以极刑。

蔡和森在广州的监狱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但他一直横眉冷对，没有暴露任何党内的情况。“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哭泣。他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敌人见蔡和森如此刚烈，遂对蔡和森执行了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死刑。请看《蔡和森》一文的记述：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于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将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把几颗铁钉摆在他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威胁、恐吓。蔡和森无私无畏，宁死不屈。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约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蔡和森的牺牲，党和人民十分悲痛，并且深切地怀念他。他的战友毛泽东曾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难过地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