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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3页）

真是祸不单行啊！就在蔡和森同志英勇就义的前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被捕叛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向忠发原本是武汉码头工人，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下投身革命，一度被选为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机械强调出身的指导下，向忠发在党的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的总书记。在他出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三年期间，并无多少独立的建树，相反却成了党内错误路线的推波助澜者。如在李立三主持工作的时候，他跟着李立三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前后，他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又成了米夫的应声虫，并主动地把手中的权力让给王明。他不仅未能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中国革命服务，相反在生活上腐化了。他虽然年近半百，且家有发妻儿女，却与一名妓女杨秀贞公然拼居，在党内的影响很坏！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忠发，通知他搬到一栋楼房里。他借口工作需要，再次把饼妇杨秀贞带来同住楼下。为了谨防乱中有变，工作细致的周恩来又调来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和女儿远志住在楼上。当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周恩来唯恐出事，又把向忠发一个人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外出。

向忠发的灵魂早就变质了。这些年来，他在与妓女杨秀贞饼居的过程中，完全被杨的色相迷住了。就在他单身移居周恩来家中的期间，他也难以割舍分别之苦。因此，他每天焦躁不安，食之无味。一天，周恩来告诉他，去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全都安排好了，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到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公然提出在他从上海撤退之前，必须见饼妇杨秀贞一面。

周恩来当即否定了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并郑重指出：顾顺章介绍给杨秀贞的女佣虽已解雇，顾顺章却已指使她跟踪向忠发和杨秀贞。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的一件衣服还未完工，这个女佣知道杨秀贞要去取衣服，每天在裁缝店守候。杨秀贞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阔商”。她照常去裁缝店取衣服。那个女佣一直跟踪到她和向忠发的新居即他们和陈琼英合住的楼房。幸好向忠发已搬到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次盯梢被我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立即报告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告诉向忠发，为了甩掉这个女佣的盯梢，他已经让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黄阶然接陈琼英和杨秀贞至静安寺附近一家旅馆住下。最后，周恩来严厉地对向忠发说：“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向忠发沉吟片刻，突然把头一昂，厚着脸皮说道：“把话说白了，行前不见秀贞一面，我就不去中央苏区。”

“为什么？”周恩来震惊地反问。

“我……这样偷偷地走了，实在对不起她”

周恩来很少与这位党的总书记变脸。但是，他一听向忠发这无党性原则的理由‘，碎然变色，非常严厉地说道：

“忠发同志，那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党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和森同志和代英同志吗？”

“可我和她……”向忠发慑懦了，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咳！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理解！”周恩来断然地说道。

周恩来在家里办公，或约有关同志谈话，邓颖超是很少插话的。这天，听了向忠发的理由之后她真有点生气，于是插话道：“老向同志，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要这样婆婆妈妈的。”

6月21日晚，周恩来与邓颖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呆在家里，干万不要出去。向忠发听后似有情绪地答道：“放心，我哪儿也不去！”但是，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走出家门不久，向忠发趁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还有临时搬来同住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在室内做事的空间，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溜了出去。接着，他又偷偷地向陈琼英与杨秀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事有凑巧，向忠发走进这家旅馆之后见到的是陈琼英，显得很是不自然。陈琼英十分警惕地间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就要出远门了，来和秀贞辞行。”向忠发撒谎道，“我嘛，只呆一会，就走。”

陈琼英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她是不能随意向党的总书记问个为什么的。再者，她认为向忠发的到来，是一定经组织批准的。因此，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向忠发引到杨秀贞的住处。但是，午夜的钟声敲响了，陈琼英发现向忠发还留在杨秀贞的房间里，她不得不敲杨的门，催促向忠发尽决地离去。出他所料的是，向忠发却在室内说：“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党组织交给陈琼英的任务是看好杨秀贞，因此，她内心虽然有情绪，也只好任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此鬼混一夜。诚如周恩来所担心、所预料的那样，向忠发在6月22日清晨离去的时候，就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出事了。原来，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向忠发经常到这一带来办事，对这里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向忠发时常到这里租用轿车，与“探勒”汽车行的部分员工是相当熟悉的。其中一位叫叶荣生的会计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认得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夭天有某某检举共产党要人立功、受奖的报道，叶荣生为利所驱，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属下的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敌人许他事成之后，赏他一大笔钱。

6月22日清晨，向忠发告别与之饼居的妓女杨秀贞走出旅馆，大步踉跄地向“探勒”汽车洋行走来。叶荣生远远一见就认出来了，暗示卧底的特务准备动身。特务一看向忠发那大老板的派头生怕抓错了不好向上司交帐，故不敢贸然动手。叶荣生悄悄告之，向忠发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这样，当向忠发走到“探勒”汽车洋行门前之后，叶荣生打了一个呼哨，“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蜂拥而上，把向忠发抓进汽车，押送到善钟路趣捕房”。接着，陈琼英、杨秀贞被捕；设在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党中央秘书处机关被敌人破坏，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都被捕。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向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王明建议，商量营救和对策事宜。政治局紧急会议在王明住处召开。由王明主持会议，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营救方案。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营救方案，并通知有关机关暂停活动，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次行动。

有关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邓颖超传》一书做了如下的记述：

向忠发被捕后，特科工作人员很快从敌人内部知道了确切的消息。下午，特科工作人员赶到周恩来住处报告。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立即出外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这天上午，邓颖超曾到戈登路恒吉里党中央秘书处机关，去看烈士张采真的妻子苏才，约定晚上到她那里吃晚饭。邓颖超虽已得知向忠发被捕，还不知道他立即叛变，已带特务去过这个机关。下午4点多钟，她仍按照约定去。到了后门附近，看见苏才所住亭子间窗户上放的花盆不见了。她知道出事了，立即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

她实在不放心周恩来，冒险回到原来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便进了家门。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便撤回来了。

他回到家里，见到邓颖超。两人销毁了所有文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地方，赶紧分别转移。这时已是6月22日深夜。邓颖超劝母亲和同住一起的夏娘娘和她一起走。两位老人说，情况紧急，你快走吧。我们两个老人只是家属，敌人来了也不会把我们怎样。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也非常重视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他听说某某被捕叛变的消息，他从不轻易表态。他的原则是：在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能把被捕的同志当叛徒看待的。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相信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的事实。一方面，他请有关的同志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取证，另一方面，他于6月23日晚上“亲自来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后窗户。他看到，后窗户的窗帘拉开了，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杨振德和夏娘娘发出的信号。周恩来晓得，家中出事了”。到这时，他不得不痛心地黯然自语：“向忠发确实叛变了。但是，他是怎样叛变的呢？向敌人供出了哪些党的机密呢？”

周恩来设法搞到故人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以解心中疑团；杨饱安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向忠发参加革命是受时代潮流裹挟的自发行为，绝非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觉行为。中华民族历代的革命志士是讲气节的，文人是重名节的，换言之，民族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名节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历来颂扬苏武、文天徉等民族英雄，贬斥秦桧一类民族败类。然而，向忠发、顾顺章等都是一些没有气节的江湖游民，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取权力和地位，并进而借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个人享受。因此，向忠发被捕之后，绝不会像彭湃、挥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样视死如归、悲壮就义，成为中华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顾顺章之后叛变投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可知：共产国际推行的唯成份论是何等的荒唐啊！

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时任警备司令的熊式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中共领导人是不会真的叛变的。因此，他指示属下：如果向匪忠发愿意归向中央，就让他协助我们把周恩来等一批“共匪”要人缉拿归案；如果顽固不化，我也不会亲自审理这一案件了。接着，他立即电告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向忠发在沪被捕，请示处理方略。

向忠发认为向敌人献媚的时机到了，他通过审讯人员向警备司令熊式辉坦承自己的身份，并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接着，他又亲自带领敌人赶来搜捕。幸亏周恩来、邓颖超已转移，住处只剩下杨振德、夏娘娘两位老人。由于夏娘娘在此之前坐过牢，特务一见便说：又碰到你了。“杨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敌人残忍地打了她们，没有把她们抓走。”用顾顺章的话说：“带走了她们二人，就等于切断了和周恩来、邓颖超的联系。我们要把她们留在这里做钓饵，让周恩来、邓颖超上钩。”

但是，对于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上述所作所为，周恩来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说也仅仅是推测、怀疑而已。自然，推测与怀疑是不足为凭的，更不能当作给党的总书记做结论的依据。因此，他依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向忠发。

也就是在向忠发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通过潘汉年等关系完全掌握了这一情况。时下，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只要没有抓到向忠发叛变的确切证据，就得继续设法营救。然而，如何继续营救向忠发呢？这又成了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难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要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无权做出裁夺的，司令熊式辉是一定要给蒋介石拍发密电，请示处理意见的。而蒋介石一旦获知这样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辉派专人把向忠发押解南京的。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命令潘汉年等除随时报告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要潘汉年侦知向忠发何时押解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起解，并派有多少武装人员护送等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计划组织武装力量截囚车，救向忠发脱险。同时，潘汉年也清楚：若想获知向忠发起解南京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必须先要知道警备司令部审讯向忠发的详细情况。很快，他通过内线获悉，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向忠发已投敌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