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杨度先生给弟子董健吾留下这副墨宝,时人与后人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说自己不久就驾鹤西去了,通过这副墨宝再次向后人言志: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还有一种议论,董健吾虽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且为党做过不少事情,但他的思想与行为,尤其是私失活是非常不检点的,这与共产主义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杨度看来,如长期不改,顾顺章、向忠发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言志的同时,也含有劝告董健吾要重视气节,要像松树、梅花那样活着。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说明杨度不愧是一位信仰马列主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就在杨度先生的弥留之际,海上闻人杜月笙来到病榻前看望他。作为政治信仰,他与杜月笙是针锋相对的;作为私谊,或者说作为对崇拜他的一代闻人杜月笙临终前的希望,也应该讲一讲自己的心里话。他写了一副自挽联,一是算作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再是对杜月笙的留言:
帝道真如
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
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先生在这副自挽联中依然把医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自有后来人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同时,他也借此告诫杜月笙:应当像自己抛弃帝道一样,与国民党、黑社会决裂,看清真正的医民救国的后来人不是蒋介石。
9月12日,重病卧床的杨度先生获悉蒋介石乘专列北去石家庄,约见病中的少帅张学良,明令要求张学良在日本侵略东北三省的时候不准抵抗,靠所谓国联解决。当即,杨度先生气得不省人事。接着,病情加重,于9月14日带着无限的悲愤、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思索溢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
对于一代旷世奇才杨度先生的病逝,周恩来非常悲痛!在那样危险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于杨度先生谢世当天深夜,在潘汉年等陪同下来到杨度先生的灵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算做对这位忘年战友兼同志的告别。但是,当他看见杨度先生那安详的遗容,不知何故又默默地吟起了“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他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情感,无声地淌下了串串的泪水……
就在周恩来哀悼杨度先生的前后,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的确使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正当他等候前往中央苏区之际,王明收到了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尽快赶赴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职。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王明、周恩来不久就要离开上海,提议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就这样,秦邦宪(即博古)留在国内成了王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下,9月18日,“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十分可笑的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张学良于是日晚在北平前门外中和剧院着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也是在这同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赶到南昌行营,重新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无论他怎样向世人辩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东北三省的历史罪人!9月21日,蒋介石为应付全国沸腾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龄由南昌赶回南京,22日晨,在南京肃然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9月23日,发表《国府告民众书》。向国民宣布的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二)继续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的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国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
请看,这是一副何等卑微的卖国嘴睑啊!如果再与他“围剿”中央红军加以对比,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孙中山先生的叛臣逆子啊!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听到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即于22日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在这期间,周恩来虽然“处在严格隐蔽、准备撤退的情况下,仍密切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并写过几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章”。两相对照,就可完全看出蒋氏控制下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周恩来与蒋介石谁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者!
随着全民族抗日**在大江南北的兴起,蒋介石再也无法欺骗各界爱国群众了!另外,他迫于国民党内各派爱国力量的冲击,为转移已经变成众矢之的的不利地位,他突然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宁方的国民党四大,提出与党内不同的政派和解,称那些被他开除党籍的国民党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一律宣布恢复国民党党籍。由此又画出了蒋介石另一副嘴脸:无耻的政客!
“九一八”事变导引出了全民族扰战的悲壮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暂时打乱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计划。正当蒋介石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一步一步地走向第二次下野的时候,也为周恩来撤往中央苏区创造了较为安全的时机。12月上旬,周恩来决定自上海撤离了,但是,当他想到在上海工作、战斗的这不同寻常的四年,真是各种滋味一齐扑入心头啊!当他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向聂荣臻夫妇辞行的时候,善解人意的聂荣臻早已盼咐夫人,按着中国的传统包好了三鲜馅的起身饺子。他唯有一边吃着这香喷喷的三鲜饺子,一边不停地说着:“今天的饺子真好吃啊!
关于周恩来化装撤离上海时的情景,金凤的《邓颖超传》做了真实的记述。为惜墨存史,现摘引有关部分替代拙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海宁路山西北路转角处一家杂货店的楼上,周恩来上身穿一件藏青哗叽中式对襟上衣,下穿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打扮成一名熟练工人模样。配上他满脸胡须,看上去像是四十开外的人,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近十岁。他就要离开紧张战斗了四年的上海,离开和他并肩作战的亲爱的小超,到中央苏区去了。邓颖超深情地默默注视着他。他们又要分别,从上海到江西,路上肯定要冒许多危险。邓颖超把担心、忧愁隐藏心底,表面装作没事的样子,故意洒脱地说:“你放心走吧。我和妈妈商量好了,送她到杭州一所尼姑庵去暂避一时,那里有她一位朋友。博古己通知我明年去苏联学习。我们以后总会见面的。”
周恩来深深了解小超。她不仅是他深爱的妻子,更是最亲密的生死相共的战友。和他一道分担一切危险,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多次别离总是这么沉着冷静,使他解脱后顾之忧,能从容镇定地离去。他满怀深情看着邓颖超:“现在敌人搜捕很紧,小超,你千万要小心。等组织上安排好了就走,有机会学习总是好的,学完回来咱们在江西再见!我走了,你不要送下楼了,免得引人注意。”
周恩来又向岳母告别,叮嘱老人家保重身体,告诉她先到尼姑庵躲避一下,他到了江西,一定想法派人接她到苏区。杨振德很坚强,默默地点点头。
周恩来拎着一只小手提箱下楼了。
邓颖超默默地看着他下楼,从窗口看着他坐上人力车,直往码头拉去。
周恩来坐着的人力车愈走愈远,邓颖超一直痴痴地站在窗口,很久很久……。
周恩来离开住处之后,就由黄平负责护送他自上海撤退,进入中央苏区。对此,黄平做了如下的回忆:
周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8时许到他家的。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放汕头,我不能确定,但决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周恩来就要进入中央苏区了,他作为一代寻求中国革命之途的大政治家,他不能不再回想起自西渡归来之后,一直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是否在中国走得通?当他再想到自己参加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暴动、广州起义……包括他在上海战斗的这四年之后,他不得不微微地摇摇头。但是,当他再想到就要到达的中央苏区,以及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为此,他那凝重的脸上似乎又绽露出欣喜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