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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第1页）

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

“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王昆仑反问自己

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的身上问个为什么？

有顷，王昆仑的思路又闪回到“九一八事变”碎起之后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汹涌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蒋介石面对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蒋氏当众说的谎言还回响在耳边：“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线堵炮眼！”三个月过去了，蒋氏不仅没有兑现其声嘶力竭的上述诺言，反而借机下野，回到溪口做当代的姜太公，利用权谋，遂又变成了高喊抗日的领袖。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黯然啃叹：“啊，这就是当代国民党的领袖哟”

王昆仑想到此时，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蒋介石讲完上述那段话后，会场上一位军校的学生愤然地喊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蒋氏气得抓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来的这位学生打了“两个耳光，狠狠地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结果，这个军校学生当众被押走后就失踪了！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这位军校学生何罪之有？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啊！

王昆仑是深谙历史的学者，自然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掌故，尤其当他想到历代帝王诛杀敢于讲真话的忠臣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不仅是爱听谗言的当代昏君，而且还是一个不许言亡国的暴君。

由此，王昆仑又想起了愤怒的学生闯进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情景。接着，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当年带队上街游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啊！青年的热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灾多难的祖国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仑没有结论！

王昆仑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升迁，他由“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新的权贵。换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学生领袖，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当今学生反对的达官要人。面对危亡的祖国，看着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他无时无刻不在黯然自语：“我不能再沿着这条沉沦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国之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蒋介石认为学生抗日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对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伺：“青年学生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又错在何处？……”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一个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抛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上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举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也可能他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问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所俘获。在这期间，影响他最大的是两本书：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多年之后，他检查自己思想变革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的灵魂深处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样：“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速状态。”事实上我之参加革命运动，固然出于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心，痛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内战不休，人民痛苦，同时也是迫于自己那个没落官僚的家庭，日益穷困，常靠借贷典当，难以维持生活，想奋起挽救。但一看到共产党的兴起和想到的将来的国家社会是工农大众起来当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胁而恐惧不安，我的阶级本能就无可抑制地暴露出来。

王昆仑在这期间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国民党转向最大多数受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想到了不畏蒋介石独裁专政的青年学生，也想到了为了国家兴衰战斗在东三省的义勇军，自然也会联想到被国民党讥为“朱毛”的红军为什么会成燎原之势？当他再想到长年仇视的苏联……他似乎感到中国不远的将来“必将是赤旗飘扬的天下！”为此，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他也开始严肃地检讨：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在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且又不知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请看他写于此时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

可怜的中国人死是没有死绝的，可是卖国求荣的在卖国求荣，升官发财的在升官发财，打牌跳舞的在打牌跳舞，饥寒待毙的在饥寒待毙，而多少血热心雄的爱国志士都受了双重乃至万万重的压迫在摩拳擦掌呜咽吞声，有力不许用。

这世界是分成两条鸿沟的，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一边是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是一条无法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战线，所以希望帮我们弱小民族是做梦；希望军阀官僚、资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梦……

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心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的科长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以及许广沂、华方增、诸祖荫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谈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愤慨，也对国家前途深切担优。此外则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谈。昆仑很健谈，常谈得忘了时间。好客的主人经常留饭，以继续纵谈。”

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引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

报名是报纸内容最直观的体现，关于王昆仑等人为这张新型报纸起名还有一番经过：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称，都不能得到一致赞成。最后推定昆仑、方增和我（孙翔凤）三人，先拟一个报名，让大家讨论。我们三人在研究时，方增提出《人报》的名字。昆仑说：法国有个《巴黎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我们可以称《无锡人报》。方增不同意，认为《无锡人报》局限性太大，不如单用《人报》，虽简单而含义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要争取“人的权利”，“要维护人的尊严”等等。我（孙翔凤）赞成方增的意见。于是昆仑也同意以《人报》为名。交大家讨论，并得到通过。

这就是《人报）报名的由来。通过上述讨论，读者不难看出：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倾向共产党，而其他（人报）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义者。但是，王昆仑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共同奋斗，他并没坚持自己的观点。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幼担任《人报》的社长。

说到《人报》的宗旨，该报留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人报》开幕宣言，它不仅反映了《人报》同仁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仑此时此刻的精神风貌，故摘录其中一段：

何以报社会之育养？当为社会争言论出版自由。立国之本，在于民意；民意不张，国乃灭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恶；朝野络乱，寻召外侮。中国今日之要图，在去专政之余毒，得情伪之相通，然后同异皆尽，举国可一。除喝语之苛禁，扬民治之精神，然后与情所裁，庶政渐清。辟训政之喧夺，还主人之固有，然后敌汽同仇，外侮共御。人报敬以至诚表白于读者：凡所致力，一以发扬民意为职志，不受政治之压力，不讳言民间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为宣传所蔽，转以蔽民视听；不为利害所肴，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纸为民喉舌。

为了以壮（人报）出世的声势，王昆仑和（人报）同仁还写了一首《人报社社歌》，一度曾唱遍无锡大街小巷，响彻太湖的上空。为存史留芳，恭录如下：

前进，前进，努力前进，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要本着天赋的权能，为着社会，为着人们。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做黑暗的明灯，我们要做迷途的南针，警示着社会，指示着人们该走的前程。

我们凭着热血，凭着赤心，从黑暗里去建设光明。前进，前进，努力前进！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要负起使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文影响较大。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敌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除去公开创办（人报）之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想从哲学的视觉认识中国共产党，剖析中国革命，认清自己今后奋斗的方向。对于一个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来说，他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更不会随意地接受一种理论。因此，这对王昆仑来说，闭门读书不如说是面壁思过，其灵魂深处发生变革必定是异常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