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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第2页）

但是，王昆仑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他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王昆仑或许是一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也或许是对国民党太失望的结果，他在这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蒋介石自“四二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作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俗话说得好：烧香要找对庙门。王昆仑决定从国民党这座大庙中走出，只身且又要秘密地加入共产党，这座新庙的大门在什么方向？谁又能把自己领进这座新的庙中？王昆仑百思不得结论。但是他清楚，在无锡找不到共产党。要想找到能介绍自己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当王昆仑欲要告别故乡之际，已经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派人送来了委任书：

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他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叭在南京，通过左恭、卢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王昆仑虽然蛰居故乡一边潜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一边和乡里青年知识分子办《人报》，但他所关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换言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后，很快又从孙科等决策者的口中获悉了如下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他曾于是年8月16日收到蒋介石发给他一通“铣电”，内容大意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王昆仑细研这通“铣电”内容，他下意识地想到了秦桧假宋王之手给岳飞下达十二道金牌的历史掌故：失土之责，岳飞难辞其咎；卖国之罪，大汉奸秦桧一人担承。时下，张学良背着失土、卖国的两项骂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充其量做了当代的岳飞，而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铣电”，与秦桧发给岳飞金牌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蒋介石就是当代的秦桧。换言之，张学良应负失东三省之职，而汉奸的罪名应由蒋介石来承担！

为此，王昆仑越发地痛恨蒋介石。

王昆仑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会由岳飞的悲剧结局想到张学良的政治命运。由此，他又联想到张学良于1932年8月8日“电国府军委会行政院请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一事。经调查，果真是蒋介石为自己重新出山——要张学良承当丢失东三省罪责之举。为此，王昆仑又很自然地黯然问道：“张学良何时真的变成今日的岳飞呢？蒋介石何时公然打出卖国的招牌呢？”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检查其难易之故，症结所在，知庶政之推行，御侮之策进，哥赖乎民生繁荣，地方绥定。以我国民性之诚朴，土地之丰饶，生聚教训，宜有可观。乃因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藩篱不治，遂安内攘外，兼顾两难。……苟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必能收肃清余孽之功。

王昆仑知道“安内攘外”一词，源于甘做儿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或曰结果必定是当日本人的儿皇帝——而六年之后的汪精卫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必然结果。王昆仑再阅此宣言：“大会开会之日，值剿赤告捷之时，匪区善后，亦已开始进行。”换言之，我蒋某人不是不抗日，是因为有赤匪在作乱；我蒋某人何时抗日呢？等我消灭了赤匪之后。结果，日本必然在蒋介石剿所谓赤匪的过程中大举进攻我中国。到那时，中国必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下亡于日本。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1月6日，日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虽未像岳飞那样壮烈牺牲，但也背着历史的骂名下野，到异国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己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换言之，中国必将亡于蒋记国民党之手！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军警宪特——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系统密布各地，就像是无形的眼睛在时时盯着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对手。王昆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像他这样和蒋介石唱过多年对台戏——而且时下仍属于太子派的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统、军统监视的黑名册，即使不和共产党有政治关系，也难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铁幕之中像瞎子一样寻找共产党，其政治风险是何等的大啊！

诚如前文所说，王昆仑是一位重视名节的革命家。他一旦选定了人生的目标、革命的方向，他就会为之前驱，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训导：舍生取义。因此，王昆仑为了国家的兴亡，甘愿做一名有责的匹夫。时下，他已经不是带头上街游行的热血青年了，他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细心地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王昆仑回忆，早在胡汉民供职南京时期，他就和左恭相识。王此次由故乡无锡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左恭在其湖南同乡萧同兹（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手下任职。由于王同萧稳熟，遂又由萧的原因和左恭时相过从。多年之后、王昆仑对这时左恭的评价是：“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谨慎，不多表示，还认识一些人，也反对，反对黄埔系这样，就交往多了起来。”

有一次王昆仑问左恭：“你还和些什么人可说话？”

左恭没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问道：“请问，你常和什么人来往？”

“孙科院长。”

“还有呢？”

“于右任，于胡子。”

“还有吗？”

“有！”王昆仑自然清楚左恭问话的本意，想了想，答说，“都是一些对国民党失望的人。”

又经过一段交往，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谨慎。”

他用商量的口吻说：“我倒认识几个人，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或许是王昆仑过分急切想找到共产党的原因，也或许他心中认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产党，他直奔主题地问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说：他问过上边这句话后，左恭吓得忙说：“暖，暖……不是，不是……”

但是，左恭还是向王昆仑介绍了两个人。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