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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2（第2页）

自从范映霞成了上海王公馆的主人不久，她就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昆仑为什么不在南京设公馆呢？既然在上海设了公馆，又为什么不在上海长住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有时是王昆仑无意说给她的，有不少女性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她的嫉妒。时间长了，她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是这么回事……”

范映霞很快认识了王昆仑接触的女性，尤其是曾扮过王昆仑情人的胡济邦，以及她早就认识的曹孟君引起了她的怀疑。不久，她又从怀疑开始和胡济邦、曹孟君相比较，结果，她越比越失望，遂又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自卑感。因而，她平时无所事事，和一些贵夫人们靠打麻将、看美国电影消磨人生。这样一来，王公馆就变成了家不成家的样子，就说两个女儿的教育吧，她也就难以上心了！

王昆仑虽然是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孕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但传统的道德枷锁却牢牢地禁锢着他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行动。他和范映霞结束甜蜜的热恋生活不久，尤其是范映霞生下第一个女儿金陵之后，他很自然地认为范映霞应当过妻子的生活，那就是像中国千万个妻子那样过日子。他不要求范映霞相夫，但他却要求范映霞做个好母亲。换言之，他希望范映霞教育好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发现范映霞在上海过起了他讨厌的自甘沉沦的生活以后，他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结果，一定就是那种难以分出是非的夫妻吵架。一次、两次……王昆仑就公然提出了离婚。对此，范映霞决不答应！

也就是在无锡会议召开不久，王昆仑又例行任务回到了上海。这时，上海正在流行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搞得家家不安，户户难宁。王昆仑严肃地对范映霞说：“在这期间，你千万别带着两个女儿上街，免得传染上这种疾病！”

范映霞不知何因，她偏偏带着两个女儿继续上街购物和看电影。结果，导致两个女儿被传染上这种疾病，全都送进了医院。当王昆仑闻讯赶到上海，大女儿金陵虽然脱离了危险，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不幸夭折。这对王昆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场要求坚决离婚！

范映霞理屈，可就她本意而言是决不同意离婚的，怎么办？她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可以迫使王昆仑收回离婚的条件：“可以离婚，但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王昆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被范映霞这种带要挟的话语激怒了，当即说道：“说吧！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一、女儿金陵我不抚养；二、给我一万银元。”

在范映霞的心目中，王昆仑是无法抚养女儿的。另外，王昆仑虽属高官厚禄阶层，他的月薪也不过六百大洋，要拿出一万元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满足不了她这两个条件，唯有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

但是，范映霞忘记了王昆仑的个性——决不向任何威胁和强权低头！他向友人借来了一万大洋，往桌上一放，二话没说就领着女儿金陵走了。但是，王昆仑绝不会想到，从此他和女儿金陵相依为命，唱了一生的打渔杀家。此乃后话。

不久，王昆仑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仅没有被蒋介石指挥的百万大军消灭，而且于1935年10月下旬到达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将发生突变。因此，他的内心是十分兴奋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宣布于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并为19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党组织转告王昆仑：“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

王昆仑对国民党失望到了极点！对时下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报脱离国民党。近一年来，蒋介石倾全国之兵力围追堵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妄图一举消灭之；另一方面，他派出亲日派何应钦、黄邪等接管北平，武力镇压爱国的救亡运动的同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更为严重的是，华北各种亲日势力正在酝酿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句话：华北就要变成第二个东三省了！面对华北的危局，竞选专门“剿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这是有悖逆于王昆仑的主导思想的！

“当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可以更好地为我党工作嘛！”

这条理由说服了王昆仑，他这位当年的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又公然扯起了竟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的大旗。王是太子派的骨干，自然会得到太子派支持；王是西山会议派唯一至今还敢说蒋介石怪话的青年骨干，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右派元老们的青睐；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危局，有不少有良心的原国民党中央委员要求救亡图存，因而他们也支持公开宣传抗日的王昆仑；另外，蒋介石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目的，是争取阎锡山和安抚冯玉祥。这样一来，原西北军中的很多高级将领也支持王昆仑入选。简而言之一句话：王昆仑这位反蒋分子的呼声碎然高涨起来！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率全体与会者到中山陵例行渴陵仪式之后，9时许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相继步出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摄影留念。9时35分摄影完毕，突然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在血泊里。

这就是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演出的震惊中外的刺汪案。

汪精卫被刺向世人说明了一条真理：亲日者不得民心！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同一天，日本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达北平，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限期为11月20日向中外宣布。这样一来，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代表。但是，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竟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这就越发激怒了与会的代表。因此，尽管蒋介石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让王昆仑当选，然而与会的大多数代表还是投了王昆仑的票。最后，他以合法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昆仑竞选胜利了！南京读书会的同志们纷纷前来祝贺，当选的王昆仑却未露出丝毫的高兴。他抓住曹孟君的手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孟君，南京妇女救国会筹备得怎么样了？”

曹孟君也十分激动地答说：“昆仑，放心吧！我们南京的妇女不会让全国人民失望的。”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王昆仑与曹孟君由志同道合到相知相爱；会晤从侠北来的冯雪峰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这两个合法的舞台，抨击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面，他又在幕后支持曹孟君等人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这两个角色演得都很成功，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南京救亡运动的开展。

但是，北平危机、华北危机的形势发展，实在超出了国民党政府的预测，就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三天——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国政府。同时，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收买汉奸流氓、流窜街头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夭津举行“自治请愿”的示威游行。更有甚者，日本侵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策动大汉奸白坚武等属下的正义自治军四处作乱，配合日本在华的驻屯军一度占领了天津车站和北平丰台车站，史称“丰台事件”。

蒋记的南京政府一方面大做官样文章——下令逮捕大汉奸殷汝耕，一方面极力封锁华北——尤其是所谓“丰台事件”的真相，妄图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义愤。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种传媒相继披露了北平危机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当事者的回忆，王昆仑是第一个向南京读书会报告北平事态发展真相的，同时，也是第一个推动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的。

曹孟君听后愤慨异常，当即召开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紧急理事会，并决定用“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召开“首都妇女团体国是讨论会”。那天到会的有各学校、机关、团体的妇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会临时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讲，以她那难以压抑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与会的妇女代表，把会场变成了声讨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战场。最后，她又振臂高呼：“国难当头，妇女们，全国同胞们要团结起来，迅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

曹孟君的演讲和呼吁极大地感染了与会者的爱国情绪，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就在到会的四百余名妇女代表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热烈气氛中，曹孟君当场宣布“南京妇女救国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35年11月30日。

当天晚上，王昆仑紧紧握住曹孟君的双手，激动地说了这样的话：“国难深重的人民感谢你：‘南京妇女救国会’是全国成立得最早的救国会组织，它必将影响全国的救亡运动的展开！”

王昆仑的这一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首先，请看在王昆仑关心和推动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国群众运动：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影响，曹孟君在自己主编的新民报《新妇女》副刊上出版了专号《国是讨论专刊》。上边载有著名妇女活动领袖谭惕吾写的《觉醒吧！同胞》，曹孟君也亲自动笔写了《我们的要求与准备》，公然提出“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政府充实抵抗的力量！我们要拿出最后决心和最终的勇气督促政府和敌人抗战！”“我们要组织成统一的战线，准备总动员！”“全国少壮妇女立即组织起来，立即接受战时救护工作训练！”等等。与此同时，南京妇女救国会经协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枫、胡济邦等东下上海，访问上海的妇女领袖——同时也是亲密的战友沈兹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动上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

接着，孙晓村、狄超白、千家驹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其中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日力量较强，他们以歌咏、话剧为主要活动形式，著名的广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经大表演艺术家崔鬼和张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经金山和王莹合作，又演遍了东南亚。再经王莹等人的努力，在美国白宫为罗斯福总统演出，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薛葆鼎、后文瀚、李宗璞等发起成立了南京学生界救国会。

薛宁人、汪德彰、赵鹏等发起成立了南京职工界救国会。

简之，南京各界救国会就像雨后的春笋相继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南京的救亡热潮。

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结果，遭到了军警、马队用水龙、马刀最为残酷的镇压，打伤四百多人，逮捕三十余人。事后，国民党当局竭力隐瞒事实，封锁消息。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但没有几天，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薛宝鼎就从王昆仑、狄超白那儿得到了消息。”同时，王昆仑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曹孟君。这条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点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药筒，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的各界救国会纷纷涌上街头，进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曹孟君等领导的南京妇女救国会在此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她们不顾风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险，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主动地向他们介绍国民党当局的动态，协助他们联系去各学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曹孟君带头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一无所有的爱国学生。当获悉平学生“献旗团”到南京请愿，被蒋记特务秘密软禁之后，曹孟君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在（新民报）上发表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发展乙客观地说，王昆仑在幕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为起点，很快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个阶层的救国会。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活跃，成绩也最为显著。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导下，对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颁发《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等等。为避免损失，南京各界的救国会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

对此，王昆仑一方面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又根据新形势的发展，继续发挥救国会“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作用。经研究作出如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