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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2（第3页）

一、“南京妇女救国会”转入地下，改为秘密的“十人团”形式，通过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衡、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瑞等。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堂，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但练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五、保持和上海救国会的密切联系。王昆仑虽然和范映霞办了离婚手续，但他依然定期来往于宁、沪之间，传递着消息，密切双方的关系。在这期间，他不仅经常拜访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而且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以及社会名流章伯钧、章乃器、史良女士等过从甚密。这样，就把宁沪两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作一股怒涛。就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救国会一事吧，南京方面不仅派出了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为代表，而且曹孟君、孙晓村还当选为全国救国会的常委。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例如他和范映霞的爱情就是这种十分典型的恋爱模式。而他和范映霞的爱情悲剧，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霞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志同道合，是革命者恋爱的基础，但这绝不是成为美满姻缘的必然条件。然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往往把这当作选择恋爱者的唯一标准，可一旦结合，多数又会演绎出许多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稳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退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热恋中的情人——哪怕双方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感情色彩是胜过理智的。但是，当相爱的双方就要看见结合的终点的时候，感情就会渐渐地退色，理智又随之成了左右相爱双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这种火候眼上，王昆仑和曹孟君都隐约感到了什么，他们之间的热恋又不知不觉地降了温。不久，由于一位中央大学学习艺术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险些成为历史。此乃后话，暂且不述。

那时的革命家，或许是真的把革命视作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带有时代的印记，恋爱可以不谈，但绝不影响开展革命事业。这的确符合东方道德的标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

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又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作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是年——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王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上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旧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先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鲁迅等熟悉。”

关于冯雪峰由陕北去上海一事，因当事人大多数先后谢世，至今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为此，笔者不想介入这一“文案”，仅想在此拙作中写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冯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写的，实事求是地说，是符合实际的。据有关当事人说：冯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报写出，后又整理成文。在大字报中还曾写有这样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仑，王是我们的人。后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删去了。一说，冯雪峰记忆错了，整理成文时被删掉；一说他考虑到王昆仑被隔离审查，且王的党籍尚未公开，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担心影响王的政治命运，故有意删掉。孰是孰非，各执一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冯雪峰何时去的南京，找没找过王昆仑。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稳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说，他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他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着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霞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

为建秘密电台，向川系军阀刘湘化缘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刘湘化缘。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从军，并考入军官讲习所。该军官讲习所于1908年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故以刘湘为首的毕业生自称速成系，与毕业外籍的军事将领在蜀国大地角逐天下。使天府之地成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刘湘自连长起家，历经九年的军阀混战，刘湘业已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司令，与其他川系军阀在四川大地上混战、角逐。

北伐之役打响之后，刘湘及所有川系军阀慑于大势，纷纷易帜改编。刘湘所部遂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仍为军长。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刘湘在自己的防区重庆率先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而后，为争四主的尊位，先后两次与堂叔刘文辉争雄，终使刘文辉败走西康，由他统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刘湘被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王昆仑为秘密策动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与邓汉祥以及刘湘的财神刘航深、四川袍哥老大范哈哈等时相过从。自然，刘湘派驻南京的这些耳目，也负有从王昆仑这位太子派骨干口中刺探情报的使命。

因此，邓汉祥在向刘湘报告完蒋介石调他来南京的目的之后，特别说道：“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你一定要亲自见一见敢于公开反蒋——同时又是太子派骨干的王昆仑委员。”

王昆仑非常清楚蒋介石调刘湘进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刘湘之军事实力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反过来，又假红军与川军交恶之机，削弱刘湘的军事实力。一旦刘湘所部难以抗击入川的红军，蒋介石趁机派其嫡系部队入川，收当年刘备图川之效。为此，王昆仑向刘湘讲：“蒋委员长调甫澄将军来南京，是步一石三鸟的好棋。终其目的，是要图川。”

王昆仑的分析击中了刘湘的要害。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四川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换句话说，四川归顺中央，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原大战之后，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相继败北，不得不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唯有四川、云南、广西这三地的实力派还重兵在手，对蒋介石的话可听可不听。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早有削夺这三地——尤其是系刘湘兵权之念，只是因为北有日本入侵华北，南要“围剿”红军而未能得手。时下，红军突围长征给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赐良机。不出王昆仑所料，蒋介石和刘湘的会谈，恰恰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说得更准确一点：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有用之才。为此，他又向王昆仑讨教对策。

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核心是反蒋，因此他向刘湘提供的对策是出于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这一前提。首先，他讲了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出于私利，不能同心协力反蒋。相反，蒋介石却利用了反蒋派的矛盾，先击败南方的桂系李宗仁，继之又用权、钱买得张学良拥兵自重，再继之是集中优胜兵力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因此，王昆仑又说：“这和当年七雄争霸时候，秦用合纵之策击败六国的连横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时下，甫澄将军应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