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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3（第1页）

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3

“你不能留在这儿吗？”

“不行，我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绍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来四川，也可以介绍一个非共产党的老国民党来四川。对共产党的联系，我负责保密，也请你们保密。”

“我要主张抗战，还要保密吗？”

“还请你考虑你的行动，到那时也会自然知道的。”

上述情况，包括王昆仑和刘湘的对话，都是根据王昆仑生前的谈话整理的。换言之，通过做刘湘的工作，较为全面地看出王昆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遂通过地下党组织约见冯雪峰，请冯入川和刘湘当面会谈。至于建立秘密电台的经费，也可当面和刘湘谈判。如果刘湘问到他的意见，就说他希望刘湘拿出十万大洋支持抗战。

不久，冯雪峰衔命溯长江西行，在重庆见到了刘湘。冯和刘会谈之后，刘湘应允拨款六万元资助共产党。冯雪峰为落实这笔巨款转帐事宜，又立即赶到重庆鼓楼街旅馆，找到地下交通员郑育之，请他出面办理此事。请看郑育之的回忆：

王昆仑同志在上海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对四川省主席刘湘做团结工作，王昆仑来四川接谈得到刘湘秘密允行，我党就派冯雪峰同志来四川与刘湘面谈。刘湘允于要在上海办事机构才能拨款转入王昆仑同志的帐上，在上海直接办理取款有困难，当时经冯雪峰同志懊重考虑，决定我在上海以太古轮船公司承包人协办身分出现，租界内上下层交往关系最为适宜。接受任务，我从四川重庆去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侧对面的刘湘的办事机构划出六万元发票，经我取出交给冯雪峰转入王昆仑帐户。此为实情。

王昆仑遂将这笔巨款交给地下党组织。旋即地下党组织又用此巨款购置了秘密电台，接通了和陕北党中央的关系。也就在此前后，潘汉年奉命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经由先期北来上海的胡愈之接头，冯雪峰又利用这部电台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由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红军中的党中央、和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一年半之久的关系全部接通了。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王昆仑获悉刘湘没有拿出十万大洋资助经费困难的红军和共产党，对刘航深等人表示了他的不满。后来，“延安要筹办一个图书馆，因经费缺乏，找刘湘资助。刘湘问他的高级幕僚捐多少？大家都认为捐一万元可以了。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捐五万元吧！”据当事人说，刘湘如此而为，就是怕王昆仑这样有地位的人瞧不起他。

不久，潘汉年与陈立夫取得了联系，陈氏兄弟特派中统系统的负责人张冲南下香港，与潘汉年晤面后即北来上海，共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就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王昆仑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全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新的功勋！

被王昆仑暗中保护去北平的丁玲，直到仙逝，还以为这只是巧合；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上层宣传抗日；两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语惊四座

王昆仑自四川回到南京，遂又获悉华北的局势日趋危急。他从各种渠道获悉：至5月中旬之前，日寇在天津、青岛等地增派的侵华日军已经超过一万多人。更为国人所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提出要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退出平津、河北等地；同时，还要求阎锡山及其部属1作义将军在绥远的驻军退到汾河以南。这就等于向中国政府公然宣称：华北和平津是日本人的，不然日本就向中国宣战，用军事手段解决。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获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脚蹬两只船，一方面表面上高喊抗日救亡的漂亮口号，一方面又通过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所认识的日本军界的同学——如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向日方输诚。还有消息说：阎锡山曾秘密请土肥原贤二到太原作客。另外，南京军、政各界纷纷谈议宋哲元、韩复集、张自忠等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为了自身利益——二十九军不被蒋介石吃掉，也有意和日方亲善。更有甚者，为了保护日本在平、津等地的所谓权宜，不惜派出军警宪特镇压救亡抗日的各界群众。由于宋哲元等将领和老上级冯玉祥将军有矛盾，党组织希望王昆仑亲自出马北上，利用和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多年关系，向宋哲元、韩复集等晓之以爱国之理，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做好抗击日本在华北挑起军事争端的准备。

对此，王昆仑认为自己此行是义不容辞的任务，遂欣然从命。

正当他欲要成行的前夕，曹孟君突然来访，告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从狱中假释，请人转告曹孟君：希望能见一面。但地下党组织认为：一是丁玲狱中的情况不详，二是丁玲在假释期间身边一定有“狗”，故曹孟君不宜和丁玲相见。但是，曹孟君毕竟和丁玲是同乡和同学，如此回绝丁玲的求见未免太绝情。组织经过填密研究，请曹孟君和王昆仑协商，能否请王昆仑在适当的场合见丁玲一面，从旁探问一下丁玲有什么要求？需经党组织帮助她做些什么？曹孟君不安地说：“我和丁玲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再说她已经坐了三年的牢，像我这样的朋友都不见她，这对性格倔强的丁玲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同时，我也会考虑组织的意见。”王昆仑有些沉重地说道。

王昆仑早就知道丁玲的名字，早在左联成立的初期，丁玲就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名噪文坛了！后来，王昆仑和丁玲的同乡好友曹孟君、左恭时相过从，理所当然地知道一些丁玲的事情。就其常理推论，1933年5月14日丁玲然被捕，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昆仑也只应从曹孟君或左恭处听到消息。由于这时的王昆仑正在要求——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未接到党的地下组织要他营救丁玲的任务，因而他未介入此事。时下，党组织把见丁玲的任务交给了他，遂又通过时下和丁玲有往来——且又是和他与曹孟君捻熟的谭惕吾联系好，派时在中山教育馆任职的韩侍析先与丁玲相见，当面约定和王昆仑晤面的时间和地点。

王昆仑和丁玲第一次相见是一个**，在南京玄武湖的游船上。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王昆仑不可能向尚未回到党组织的丁玲暴露自己的真实的政治身份；另外，丁玲至多从谭惕吾处知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正和自己的同乡好友曹孟君热恋。因此，他们的谈话不可能无拘无束。

据王昆仑生前所记忆，丁玲和在北平任教的李达教授的夫人王会悟要好，想去北平看好友王会悟女士，希望王昆仑能帮助她成行——并能安全地到达北平。王昆仑当即对她说：“看在孟君的面上，我会尽力帮忙的。至于采用什么办法，你就顺其自然吧！”

也或许丁玲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恨之入骨，根本就没把王昆仑这种官场中的酬醉之语放在心上；也或许时代相距近半个世纪，一些很有意义的往事渐渐淡忘了……总之，丁玲在谢世前夕写的回忆文章中完全记不起这次相见了，把王昆仑计划好的出走办法，完全当成了偶然的事件。请看丁玲生前写的这段文字：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首着园……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看，原来是韩侍析。韩侍析是1931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院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析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找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去，他推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丁玲当时的爱人）一直病在**，等我照顾呢。”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rL，不在焉地同韩侍析告别。

聪明的读者阅过上述这段文字，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真是太巧了！”这些情节完全不是巧合，而是地下党组织有意安排的。历史的真实是：

诚如前文所说：这时王昆仑恰好受命要去北平、山东，游说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宋哲元、韩复集等人，要他们站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共同救亡抗日。经研究并同意：由王昆仑暗自保护丁玲北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加上有玄武湖船上的晤面，上述的一切巧合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仑是如何暗自保护丁玲北上的呢？二人在火车上又谈了一些什么呢？丁玲同志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现摘要如下：

我正在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呆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约新的爱人（不确）；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和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若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成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以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上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了一分疑心。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首着园，那时我就不愿多敷衍他了。

读者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感到，地下党组织对丁玲是何等的关怀。同时，也从中看出王昆仑在完成党交给他的护送丁玲的任务过程中，又是何等的细心、周到。有意思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被护送的丁玲同志完全忘记了党组织的刻意安排，王昆仑的精心护送。王昆仑和丁玲相继仙逝了，笔者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读者和后人。

王昆仑在完成护送丁玲的任务之后，遂又在北平做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北平逗留期间，由于宋哲元忙于和日本办理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事情，只有时任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出面接待王昆仑。

秦德纯虽系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但因办理丧权辱国的《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而为国人所不耻；之后，又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黄邪等人的默许下，和肖振流等人大搞华北自治，并捞到了北平市市长的位置。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他也曾参予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他在北平各界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另外，王昆仑还通过其他的途径获悉：今年春节，秦德纯还利用职权，支出法币一万元，请陈觉生秘密转交和他有交往的日本驻北平的特务头子渡边，作为节敬。对此，王昆仑视为汉奸行为。

但是，王昆仑深知此行的责任重大，对一切可挽救的高级将领不是简单的鄙视，而是应当做工作。为此，他不仅同意和秦德纯晤面，而且一见面还给秦德纯来了个下马威：“秦市长，焕章先生问候你，并希望你能在肖振派利用公款为父亲祝寿一事上表明态度。”

所谓肖振派为父亲祝寿一事，曾是轰动全国的一件丑闻。是年2月24日，夭津市市长肖振滋为其父母大做双寿，而北平市长秦德纯以总招待的身份，为肖代为招待所谓贵宾，耗资五十余万元。消息传开，震惊全国。冯玉祥在南京闻之，以肖为西北军旧人1大给自己丢脸，遂密函张自忠令其逐肖。张于5月逐肖自代天津市长，并严令扣押肖的亲信算帐。秦德纯名为保肖——实为保己，将肖擅自开支的五十万元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报销了案。对此，全国。片咒骂声！冯玉祥作为老长官听后自然很不是个滋味，他要求秦德纯表明态度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秦德纯绝没想到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会由此开始和自己晤谈，其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了！无奈，他只好唯诺答说：

“请转告老上司，我不会丢他的人的，这态度嘛，我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的。”

王昆仑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此给秦德纯来一个下马威，进而转入救亡抗日的正题。在此前提下，秦德纯也只好听从南京来的大员——王昆仑说教，并再三做出坚决抗日的姿态。最后，他告之王昆仑：不久，宋哲元将军将代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发表声明，表明守土有责的坚决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