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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3（第2页）

王昆仑结束了和秦德纯的晤谈之后，又和北平的旧朋新友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无一不为日本侵占华北担心受怕。不久，他又和阎锡山进行会晤，获悉镇守绥远的傅作义下定决心，誓与国土共存亡！这条消息令他激动不已。

王昆仑在北平期间又得到消息：日本正在向青岛大举增兵。他知道山东问题，历来是和日本关系的焦点，自“五四运动”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流血惨案。为了山东的安危——自然也为了在山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南返的途中于济南下车，顺道造访了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韩复集。

王昆仑十分了解韩复集的为将之道：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和仇人结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可以叛冯（玉祥）投蒋（介石），成为冯玉样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的一大因素。为此，王昆仑是非常看他不起的。但是，他时任山东省主席，又手握重兵，加之山东在军事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王昆仑还是打探一下他的态度。

王昆仑生前谈过这次往访韩复集的事，在记录本上只记下了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在山东看韩复集，他简直非常狂妄。我问：“你估计日本人能不能动手？”

他说：“没那事！”

我问：“你知不知道，南京在打你的主意？”

他说：“南京？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军队动，我就出兵占徐州，长驱直下南京。”

王昆仑和韩复集话不投机，很快告别济南乘车南返。但他对韩复集镇守山东这样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打心里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战军兴，韩复集不战失山东，又密谋投敌，在血战台儿庄的前夕，被正法。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仑刚刚回到南京，就又爆发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因发生在6月1日，故又称“六一事变”。诚如前文所述，两广军阀历来和蒋记南京政府有矛盾，数次兴兵动武，均未解决。是年5月，胡汉民碎死广州，蒋介石想借此消灭两广的军阀。粤系军阀陈济棠想保住“南粤王”的宝座，遂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实力派，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并于3月擅自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抗日。次日，通电全国，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旋即出兵湖南。蒋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夺取南京政府之实，故派重兵入湘防御。遂一场内战在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

王昆仑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但他此时也绝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简称“全救”）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恰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联系，探听“全救”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纯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的主张：“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其豢养的伪蒙军已开始入侵绥远，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应当认真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同时，还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不要“鹉蚌相争”，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的政见。

但是，陕北的党中央对“两广事变”是什么态度呢？王昆仑与上海、南京两地的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在关注着。正在这时，陪同潘汉年自莫斯科回国滞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带回了他和潘汉年、邹韬奋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经沈钧儒过目，并经章乃器、胡愈之共同作了修改，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王昆仑阅后完全赞同。其中，尤对第一、第二、第五条所谓希望拍手称快：

（一）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纤国难；

（二）希望西南军事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将军进一步了解联合阵线的立场，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实现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

（五）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在以后多次通电中关于请各方面停战议和，“致对外的呼吁。……另外，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形成过程，沙千里曾撰文写道：“这封（公开信》，最初是由从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汉年、胡愈之，和出国参加教育会议停留在香港的邹韬奋三个人起草的；后来由潘汉年、胡愈之带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封（公开信），发表前我不知道”，因而妙回忆有误。事实是：潘汉年参预了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带回上海。这封（公开信）发表在是年7月15日，而这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张冲谈判。这封《公开信》由胡愈之于7月上旬只身由香港带回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

另外，在会议期间，冯玉祥将军发言不慎，说道：“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嘛！

蒋介石当即追间：“焕章兄，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王昆仑告诉我的。”

蒋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欢王昆仑，但始终找不到当众给王点颜色看看的机会。今天，冯玉样将军一说完他就厉言相间：“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王昆仑肃然起身，看了看与会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镇定地答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

“那一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

“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

“你”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对此，王昆仑坦然视之。但当事人在回忆起王昆仑顶撞蒋介石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王昆仑在国民党的会上，有两次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是关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是可谓语惊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仑心里清楚，他在蒋介石的眼底下从事救亡抗日是越来越困难了！1936年8月，潘汉年与张冲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陈立夫接见的期间，秘密会见了“全救”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会了久违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宁沪期间，也自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与王昆仑等地下党的同志相见。遗憾的是，冉毋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以及当事人相继受迫害过早地谢世，致使这弥足珍贵的历史被后人忘却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因潘汉年的到来，对共产国际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汉年在陈立夫、张冲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作了汇报。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对此，王昆仑也理智地放弃了反蒋的立场，站在党的“逼蒋抗日”的立场上继续为党工作着。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从内部——其中包括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处获悉，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张冲等人和共产党谈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希望周恩来能从陕北来南京，和陈立夫或蒋介石谈判。对此，王昆仑是欢迎的。而且他真诚地希望有一夭能在南京或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

有意思的是，王昆仑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养甫等人也在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着。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的谈判，而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私下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事后推论，他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

就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1936年9月18日，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冕民掌牢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据沙千里的回忆：“我在上海听到了地下党的传达，并看到了它的油印本。”这对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在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昆仑在获悉这两封信的内容之后，尤其在获悉毛泽东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后，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中委，也自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为此，他向孙科、冯玉祥等人作了通报。

还是这位心直口快的冯玉祥认为事关重大，遂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间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公开书向中委传达？

蒋介石先是一怔，遂又严肃地反问：“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听王昆仑说的！”

“又是你王昆仑！”蒋介石以兴师问罪的口气质问，“你又是从哪夏得到这样的消息的？”